《新詩經》詩人系列訪談錄之李成恩
記者：高世現
記者：近來我算是做專訪做上了“癮”，而您接受采訪也不計其數，其實，這對我們這次采訪雙方都是一個“挑戰”，于您，可能很多問題您都答過了，而我則要問出“新意”，避免問老問題，希望透過這次專訪，認識一個“全新的李成恩”！ 今天我除了聽一聽您近年來創作的獨特感悟與思考之外，還是更多的去交流吧，闖開話題，天馬行空，把專訪做成一次對話也不失為一件美事。先說說您的近況吧?；蜃罱媱潯?/font>
李成恩：春節以后我一直處于忙碌中，您的訪談我很難抽出完整的時間來回答，拖了這么久時間，謝謝您的耐心等待。昨天我才給中國作協的會員刊物《作家通訊》交完一篇約稿，題目《寫作與閱讀的良辰美景》，《作家通訊》也是要我談近況與計劃。我的近況：整理我的新詩集《胭脂傳》，完成其中的兩首長詩，修改我的長篇小說，同時整理我的評論與訪談集。
閱讀也是我的一大任務，本月要讀完厚重的《2666》，羅貝托．波拉尼奧這位革新了拉美小說的敘事藝術的智利天才作家，我必須讀懂他。還有一直沒有讀完的五卷本《資中筠自選集》是去年的年度好書，一位令我尊敬的女性前輩，她的良知與美正是我人生的榜樣。還有一本馬爾克斯的新著《我不是來演講的》，聽老馬談他自己，談《百年孤獨》，談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是一種享受。另外，章詒和老師――我尊敬的另一位女性前輩，她繼《劉氏女》之后的《楊氏女》，我仿佛陷入了她的歷史言說中不能自拔。其它書有《置身于苦難與陽光之間》，加繆散文集，杜小真與顧嘉琛譯的。還有美國新銳作家威爾斯．陶爾的《一切破碎，一切成灰》，也很吸引我。這是春天里韭菜一樣瘋長的閱讀。
北京成恩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有很多事要做，最近主要是拍攝工作，還有幾個合作項目正在緊張進行中。
記者：這一大摞日程，可見您博聞是建立在大量閱讀上的，多氣勢磅礴的一個饕餮主義者啊?？梢娔綍r把歷史、哲學、藝術、生物、現代科技等的思索都融入一首詩中，而且在從容不迫、孜孜不倦的敘述中，轉換成了超驗。所以，這一切絕非是一個懶惰者可以做到的。近來，去您博客，看到您最近寫的詩諸如《張愛玲傳》、《鵝塘傳》、《章子怡傳》等等，都帶有“xx傳”， 發覺您已進入一個“詩傳寫作”（這個詩學新詞姑且這樣命名）的大架構里，在短短一首詩里您或為一個人或為一個地名、水果、動物、自然現象立傳，我想知道您每寫一篇“xx傳”時，是怎么構思的？會為每篇“xx傳”擬定特別的讀書計劃嗎？
李成恩：去年我寫了一年的“詩傳”，收獲頗多。我的構思來源于日常閱讀與生活經驗，并無特別的閱讀，我不會為了寫某首“詩傳”而去讀什么書，我讀的書比較雜，但我的“詩傳”卻是有計劃的，有寫它的目標與意義，不得不寫，不是隨意打開電腦就敲。我企圖通過“詩傳”構筑我的詩歌體系。
當然我的閱讀也會反過來促進我的系列詩歌創作。
記者：據知您現在在寫長詩《胭脂傳》，您怎么看近年的“長詩熱”。
李成恩：“長詩熱”我沒有特別的關注，對現在進行時的寫作我不想太多關注。長詩由來已久，但真正讓我敬佩的作品并不多，大家都在投入精力寫，說明長詩最能見證一個人的耐力與水平，如果一個詩人能留下革命性的長詩，那就能笑著離開人世了。
另外，我覺得這是一個能暴發出杰出長詩的時代，因為這個時代有太多的驚心動魄，有太多的荒唐與無恥，有太多的心靈的折磨，有太多的沉寂與浮躁，有太多的可以寫成長詩的材料與情感。如果我們錯過了時代的恩惠，那就把如此廣闊與深邃的內容留給下一代人來寫吧，我不會放過任何一次歷史的機會，也不會錯過時代把復雜的選擇交給我。
寫作是時代最好的出口，我寫故我在，我思故我痛。
長詩，是相對于短詩的長跑，短跑天天有，長跑周周跑。累吧，但對詩人的身體與腦子有益。
記者：是啊，一首長詩結構宏大嚴謹，時空跨度長，形式新穎獨特，變化多端，得善于敘述之筆，得集小說家與詩人集成之功，注入了詩人全部的思想、全部的心靈、全部的理想，探索世界萬物的種種矛盾，您說沒錯，這個時代有太多的驚心動魄，有太多的荒唐與無恥，有太多的心靈的折磨，有太多的沉寂與浮躁，這個時代如此荒謬，這種現代性如此蔥蘢，長詩肯定會在某些準備充足的詩人讓這個時代發生了巨大的痙攣。說回您吧，丁成說“李成恩似乎是剎那間蹦出來的?！保莒驼f“李成恩仿佛是橫空出世的?！彼坪跄谝灰怪g紅遍中國詩壇，而且您還那么“高產”， 年紀輕輕就出版了三部個人詩集，說說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寫詩的？您覺得當下詩歌的真相是什么？
李成恩：朋友們看到的只是表面現象，其實他們錯了，沒有從石頭里能蹦出來的悟空，沒有天上掉陷餅的好事，我的寫作之苦誰能知？我的寫作的煎熬誰能懂？我寫廢過的稿紙有多少捆？我壓箱底的詩稿有多少已經發黃？我知道寫作這件事是多么的艱辛。
我從初中時就開始寫詩，是那種天不怕地不怕，春夏秋冬，風花雪月，故鄉人世，天文地理，我都寫過，無知者無畏，年少的寫作單純而美好。直到2006年因要為教育臺一個欄目拍關于詩人的紀錄片，才與北京的詩人有一些接觸。他們給我介紹幾個不錯的詩歌網絡論壇，那時我才開始公開貼一些詩，沒想到引起了關注。在我的原則里我認為寫作永遠是一個人的事，與他人無關，一個寫作者只有不斷寫，最終留下不朽的作品才是最高的追求。
您問我“當下詩歌的真相”，我只能告訴你，我不關心“真相”，我認為當下詩歌還不到追問真假的時候，我最不愿意看到那些動不動就說誰是偽詩人，誰是真詩人，誰是天才，誰又是大師的論調，這些命題與指認本身就令人不舒服，充滿了別有用心的伎倆。最令人恐怖的是一些老大不小者居然以真理在握、道德至上的君子自居，發布一些只能更加混亂與無聊的結論，好像其本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所有“真相”就在他（她）家里。其實，這里面充斥了謊言與臆想，大多是錯誤的。因為歷史正在現實中行進，就詩歌文本而言，能留下來的詩歌只能在一百年后――我認為至少要用一百年的時間來檢驗才能分出什么是黃金，什么才是垃圾，什么是真相，什么才是假相。歷史明白地告訴了我們，一百年前的詩歌留下的是哪些人，哪些作品。
我相信，歷史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天才，更不會記住任何一個蠢蛋。
記者：簡單說說您的“胭脂主義”。我倒覺得，您作為女性詩人，展現出來的那種陽剛、堅硬、大氣、豪爽的詩歌風格，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您的詩歌寫作，有女性詩人難以到達的更為曠達和深邃的境界，其實我倒覺得你是女性中的須眉，并在詩中最終獲得人性超越，仿佛有了神性的辨別力。您會不斷修正自己的主義或顛覆自己的主義嗎？主義又在詩歌中扮演了一個什么角色？
李成恩：記得剛在論壇上貼詩時，很多人認為我是男孩。我覺得這可能與性格有關，小學時像個男孩子一樣堅硬，我是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我外表給人的感覺雖然清秀，但性格卻像男孩子那樣直爽與樂觀。
童年經驗決定了我的詩歌寫作也是如此，堅硬而又一往直前。我的寫作中有“秋瑾”一樣的女俠情懷，我所提出的“胭脂主義”不會改變，也不需要什么修正，我堅信我提出的主張是經得住時間與歷史的檢驗，我認為女性寫作相對于這個脆弱的時代，必須要有一個詩歌的革命者帶領我奔跑，我相信我的“胭指主義”就是那個詩歌的“秋瑾”，就是那個蒙面打馬而過的詩歌革命者。我不會在意有多少追隨者，我認為一個詩歌主張，是不需要多少追隨者，要的是提出者本人的寫作能不能形成一定的氣象，能不能給時代證言，能不能代表一個前進的方向，能不能為歷史留下作品，我認為我正在做這一切。
主義是我寫作的靈魂，沒有主義就像一個人沒有了靈魂。
我貫穿始終的是我對女性詩歌的信仰的堅守，我沒有后退過半步，哪怕是在最孤寂的寫作中，或者是在最熱鬧的榮譽面前，我都堅守了自我。我的“胭脂主義”并不受人關注，這種狀態是最好的，我最反感的就是過多過濫的談論，過多的宣傳與評價，一切還為時過早，談的再多，還不如留下有說服力的文本，沒有文本的主義才是蒼白的，沒有主張的詩人才是一具活尸。
記者：當一個新人提出和堅持一個新的主義,之不見容于保守的思想者,是必然的。所以,詩人只能建立一個人的王朝。眾聲喧嘩的場面構成了一種詩歌生態，但詩人的影響與價值則取決于他在這片生態中獨立的位置。他的孤獨是偉大的。嘗試也是先鋒，我們不能忽視我們的孤獨，就像閃電，就像一個神的誕生，每一行的存在都是光的消失，所擦傷留下的傷疤——就像郭沫若能寫出《女神》，徐志摩能寫出《再別康橋》，和他獨特的個性，也不無關系。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成為詩人，如果他的內心不帶點瘋狂勁，他的靈魂不蠢蠢欲動，甚至他的性格沒有一丁點神經質。試想，一個不狂的詩仙，怎會吟出“天生我才必有用”，沒有豪腸闊肚，又怎大呼“唯有飲者留其名”。而一個成功的現代詩人則他至少要具有深刻的反思性，嚴峻的批判性，成熟的懷疑主義。而我似乎也可看出“那個蒙面打馬而過的詩歌革命者”，在未來歲月中一騎絕塵。嗯。漢語是用來招魂的，語義曖昧，有韻律感，但在今天，您覺得喪失音樂性的現代詩歌又用什么去補救呢？現代詩歌的靈魂在哪呢？
李成恩：音樂性其實是詩歌最早的屬性，我喜歡詩歌的音樂性。
但是，音樂性不是詩歌的全部。自五四白話文運動、辛亥革命、解放戰爭詩歌、朦朧詩歌、第三代詩歌運動，直至當下的網絡詩歌。這一路走來，現代詩歌的合法性問題得以解決，但詩人們越來越找不到北，這不是一個詩歌的音樂性的喪失的問題。其實，音樂性沒有那么重要，古詩是可以用來譜曲唱的，方文山與周云鵬的詩（詞）可以用來唱的，但他們離現代詩很遠。
您提到“現代詩歌的靈魂”，這當然是一個“語義曖昧”的提法，但您的意思我明白。您是指現代詩的真正的現代性是什么？也就是“靈魂”是什么？我一度認為是人的超驗性在詩歌中的體現，這包括我們的情感的超驗性，我們在現代詩歌的寫作中所積累或不斷在突破的語言的后現代性，但我又不能完全確定就是這些，我冥冥中感受到個人的寫作會改變一個時代的詩歌，但這“個人”在哪里呢？是誰呢？或許這樣的人不存在。
記者：哈哈，五四運動以后，白話詩推行將近百年，白話詩最大的驚喜就好像有個陌生人站在我們面前，從內到外都可以讓我們有無限暇想。這行將近百年的中國白話詩有哪些詩人給您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新詩現在尚在探尚在實驗，您覺得寫好新詩的難度在哪？
李成恩：李金發爺爺，朱湘爺爺，胡適爺爺這類先行者。他們死得早，很遺憾我不能與他們共朝共代。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精英，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詩一句隨時可以復活他們的生命。我愿意做他們那樣的詩人。他們的個性與追求太有風度了，我們現在怎么就變得那么的了無生機了呢？
我喜歡他們的長衫與胡子，喜歡他們一陣風一樣的詩歌人生。
同時，我要告訴高先生，他們不是我的陌生人，他們如果現在突然站到我面前，我不會有絲毫的陌生感。因為我們的血脈里流淌著他們的詩歌血液。他們的氣質雖然失傳，他們的風度雖然我們可望而不可及，但我一直在默默學習他們的美德與那一顆顆雖死猶生的詩心。
關于“新詩的難度”，我想打一個比喻，詩人如同關在籠子里的鳥，有的關死了，有的胸懷藍天，不是被關著就失去了歌唱的本事，我們的喉嚨里能否發出歌聲是檢驗我們是死是活的標志。
寫好詩首先在于你是否有身在籠中而胸懷藍天的境界，其次在于你的喉嚨是用什么做的，如果你的喉嚨是破銅爛鐵，如果你的喉嚨里塞滿了泥沙，那你就不可能發出歌聲，在這樣的境界或寫作條件下，是不可能寫出好詩的。寫作的難度也正在于此，首先我們要把關在籠子里的身與心分開，要把心放出牢籠，而身盡可以留在籠中。其次，我們要審視我們有什么樣的喉嚨，如果你是爛喉嚨、泥巴嘴，那就改喉換嘴吧，別無他法，一個整天自我感覺良好的家伙，但他所受的詩歌教育只是網絡興趣的引導，只是中小學課本的統領，只是某利益集團的頌歌式的需求，我想他（她）徹底廢了，不可能逾越詩歌難度而輕松抵達詩歌的最佳境界。
記者：在現代，詩歌從來沒有真正主流過，不管是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還是五四時候。它就像金字塔的塔尖一樣，是精神高端，您覺得做一個詩人孤獨嗎？您覺得漢語詩人的困境與出路在哪？您覺得漢語詩歌的困境與出路又在哪？
李成恩：這要看“主流”到底以什么為標準。
我，就是我的“主流”。詩歌是我的“主流，”永遠是我的“主流”。所以，我從不孤獨。如果一個詩人深陷于孤獨中，我則認為他（她）的寫作出了大問題。尤其在近年，我寫作的孤獨感似乎沒有了，我覺得我與一流寫作者可以對話，他們的書，他們的言論我可以隨時讀到，我可以把他們從書房里請出來，與他們交談與討論寫作與思想上的問題，或者歸于寂靜中，獨自思索，一本書，一壺茶，可以把我帶入充沛的時光中，享受閱讀與交流的快樂。
有一句歌唱的很妙，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在我眼里孤獨的詩人是可憐的。
一個詩人不應該孤獨，因為詩歌的世界最為富足。如果我們不能從詩歌中得到人生的樂趣，那么這個詩人就該真的孤獨而死了。因為他不知詩為何物。詩歌的妙處，對于一個孤獨者來說只能形同陌路。不是一條道上的人，怎能走一條詩路呢？我勸其早就逃跑吧。
“漢語詩人的困境”在于個體的封閉與個體的無知。一個關了肉身就關了喉嚨的詩人，他（她）當然是死于籠中。不知打開詩歌靈魂的詩人，是還沒有開竅的詩人，他（她）的可憐需要啟蒙，需要點撥。“出路”無數，不一定要幫他打開籠子，有的人你給他（她）打開了籠子，但他（她）還愿意呆在籠中等待喂食，否則飛出籠子會被餓死。“出路”永遠在自己的心里，寫詩如參禪悟道，要悟。
記者：在2008年3月您《汴河，汴河》的詩集，獲得中國詩界一片喝采。單從附錄在詩集中就有十二位名家的評論，可見其受注重的程度。詩集中的作品把整個汴河活化成蓬勃的生命，光從作品的目錄看，那里面有父親、新娘、弟弟、姊姊、水鬼、木匠、漁夫、小學老師……. 等等，滿滿地裝滿了成長過程的美好回憶，說說您的汴河吧。也說說您的高樓鎮。
李成恩：他人的贊美或批判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是否有感知世界在生命中流動的能力。
汴河，是我童年的河流。在詩里，它是我的詩歌審美指向，是我的文化寄托，是我的真實的歷史與現實。
汴河與高樓鎮都是真實存在的，并且通過我的寫作而更加具有生命感。每一個人都有活生生的故鄉，都有一條河流在你的詩里流淌，只是你沒有讓它發出聲響，而我讓它發出了聲響，并且把它推到了我一個時期的寫作的主流中。
寫詩就是寫你的靈魂里的響動，就是與你的過去、現在對話。如果你找不到情感表達的突破口，我勸其重新考察個體的靈魂，你的靈魂在哪里？你的愛在哪里？你的表達有沒有審美的依托？這是寫作的方法論。
我故鄉的朋友們常議論，她怎么就寫出了這樣成體系的作品，而我們怎么就不能呢？因為我與他們共有一條河。但我要說的是，每個人都不是擁有同一個故鄉、同一條河流。
說到底，我寫的只能是我一個人的汴河，一個人的高樓鎮。
寫作無法復制，更無法傳遞什么成功的經驗。寫作是手工作坊里的勞作，屬于個體的細微的差別。只有有差別的寫作才是有價值的寫作。
我無法向您清楚地描述汴河與高樓鎮。因為我所寫的從本質上是我想像的汴河與高樓鎮。如果說汴河長多少，寬多少，岸邊種了多少樹，有多少田野，那其實不是我要寫的汴河，我所寫的是我靈魂里的一條河。
我更無法向您描述高樓鎮是多么的人文化，多么的詩意，其實高樓鎮在我的故鄉有一個，在我來到北方后又遇到一個，我寫的更多的是中國北方的高樓鎮，因為我身在其中，它離我寫作現場更近，但它依然不是現實生活的高樓鎮。所以，我認為寫作真的不是汴河邊或高樓鎮上的照相館。
當然，我可以換一種說法，寫作是我靈魂的照相館。
記者：“靈魂”在這次對話中出現的頻率之高，可見您始終恪守著一種較為鮮明的個人立場，“從俗世中來，到靈魂中去”，謝有順做過的一個題，是的，在眾聲喧嘩、失去尺度的時代，做一個詩人很容易，但做一個好的詩人似乎越來越難，難就難在他能不能特立獨行、能不能從容大度、能不能沉靜矜持，在文學“向自我、個人和內心的不斷后撤或退縮”的時代，就看他的靈魂敢不敢從黑暗中突圍而出，敢不敢向大時代的鋒刃迎上去。也只有靈魂才能證明了這個詩人有沒有擁有駕馭、言說重大社會與歷史事件的能力。是了，您的作品包括了五花八門的經驗和形式。您認為詩人最偉大的特質是什么？是形式上的呢？還是思考上的？
李成恩：對不起高先生，我覺得“偉大”一詞太嚇人，并且容易讓人聯想到一些“政治化”傾向的場面。我只有繞開“偉大”，而向您談論我的平凡。
我認為，詩人最平凡的莫過于她（他）擁有一顆詩心。在平凡的生活中發現詩歌的特質，而不是我們自身一定要擁有過人的特質，一個寫作者并不比一個躬身于土地上的農夫要高明，我也從不認為詩人就會比他人要高一等，詩人的本質就是記錄，記錄你所能感受到的愛，感受到的這個世界的微妙的變化，這樣的“特質”一個啞巴、一個肓人比我們都要敏銳，或者反過來說，一個詩人如果既能開口說話，又能眼觀八方，我倒覺得必須要向啞巴與肓者學習，學習他們對世界的敏銳，學習他們的手語與肢體動作，而現實是我們往往比他們還要遲鈍。
這么多年的寫作告訴我，一個幸福得對世界失去了痛感的人，一個失去了對事物的本質進行深度思考的人，他的寫作要么滑向技術主義的深淵，要么停留于個人的小世界里固步自封，這樣失敗的寫作還少嗎？
形式的創新是自然而然的，寫作中沒有對形式或者技術的創造，那么這種寫作就失去了不少樂趣，有的人寫得很老實，比如老一輩詩人食指先生，他從一開始寫詩就如同何其芳他們那一批人一樣，堅持壓韻，保持詩的音樂性，這固然可敬可愛，但新詩是要創造的，世界是要創造的，我從第三代詩人中看到了最有活力的形式的創造，把現代詩歌的形式主義革命推向了一個高度?，F在輪到我們往前沖了。
思考是一個詩人必不可少的，當然沒有思考的詩人也許會活得如魚得水，因為時代不需要有思想的詩人，有思想的詩人在詩壇格格不入，并且會被一批“犬儒主義”者當作怪物與異端而加以防范。思想是藝術最鋒利的武器，也是最能打破時代僵局的武器，所以思考是寫作者的常態，誰不思考，誰就是一具木乃伊。
至于我的作品形式與經驗繁復，這是我必經之路，這是我不想固步自封的表現。保持創作的活力，保持戰斗力，是一個詩人的天職，我們往往看到一個詩人保持一種寫作方式很多年，甚至一輩子，他（她）或許有他（她）的道理，但我趁青春年少，應該享受變化的快樂，我現在只是一個角斗士，我必須迎向復雜的寫作角斗場，我現在只是一個拳擊手，我站在舞臺上，我的對手是我自己，我必須不斷彈跳，不斷出擊，以便能準確地擊倒我自己。
記者：能用一兩個詞來點明您的詩歌的核心的東西嗎？請問李成恩，您覺得您作品中和時代氛圍的距離又來自哪里？
李成恩：我詩歌的核心：愛大地，愛人類，對未知的探求，對創造的迷戀，表達女性主義的立場，思想的詩化與理想主義的狂歡。
核心就是力量，我的力量或許微弱，但它畢竟是我這個個體發出來的。我企圖通過詩歌傳達我對大地與天空，對這個世界的愛，而不是恨，我找不到恨的個體的理由，并且我認為恨是最低級的一種令人生厭的情緒，只有人類在瘋狂中才會發動戰爭，才會出現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之爭，才會相互攻擊與侮辱，才會產生恨，我的詩不必為恨而生，而是為愛而生，我的《汴河，汴河》，我的《春風中有良知》，我的《高樓鎮》，還有我即將出版的《胭脂傳》，無不是表達愛的審美。
我對未知世界有充分的興趣，我想以詩向未知探求。
我對創造有天然的迷戀。創造是一個詩人的天性，我的詩不管做到了多少創新，但我有創新的意識。
女性主義的立場，正是我所提出的“胭脂主義”的出發點，一個女詩人不可能真正超越性別，或者說不可能無視性別而徹底置于男性話語世界中。女性主義的立場是寬闊的，是堅實的，是拯救性的，是溫暖而具有生命力的。
詩人是思想的化身，情感只是外在的，內在的力量惟有思想。哲學還有詩化的哲學呢，詩人怎么就不能思想呢？
理想主義還存在嗎？還在，至少我的詩歌無不體現出理想主義的傾向，宇宙洪荒，天地大美，理想的詩意永不滅，我為理想主義守夜，哪怕只留下最后一點星火，我也要坐守至天明。
我不覺得我的作品與時代的距離有多遠，如果在您讀來與時代的距離很遠，那就是我的失敗。我不想與時代的距離拉開，我想看透這個復雜的時代。哪怕我寫的是正在消失的故鄉，那也是在寫我們母體的消失。哪怕我在寫春風中一縷良知，那也是在批判為什么良知在風中飄散。哪怕我在寫一個胭脂的傳記，也是在向這個時代強行表達我的女性主義的立場。
時代是什么？時代是與我詩意的世界對抗的一面墻，是我在黑夜里疾行時的一個危險的沼澤，我一腳踩下去，踩到的是一灘時代的爛泥，是一堆臭不可聞的垃圾，我一頭撞過去，迎面而來的是一面黑暗的墻，我會被撞得滿面灰塵，甚至鮮血淋漓，這就是我與時代的關系，而不是贊美的關系，更不是田園牧歌的關系，我見過一生都在甜美的修辭中度過的詩人，我只能說這樣的詩人麻木了，活得如一張甜餅，我祝賀甜餅快樂如甜餅。
記者：您怎么看“80后”詩人，想給您個難題，想請您列舉10個“80后”代表詩人，新世紀十年韶華流逝，您們“這一代詩人”廓清了哪些最基本的問題？您們“這一代詩人” 反映了一個什么樣的中國社會圖像？
李成恩：這個問題不少人問過我，其實我對80后詩人的作品閱讀的并不多，那我就列舉幾個平時交流比較多的，如丁成、肖水、楊慶祥、羅鋮、熊焱、彭敏、鄭小瓊、周琦等等，我在主編臺灣《紫丁香詩刊》80后大陸卷時發覺80后和85后的作品上還是有些區別，80后成熟穩健，85后的作品大多簡單明快。85后只有少數人開始有詩的自覺性。80后老一輩詩人長跑運動后基本能分出誰的體能有多好了，有句話說的好，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馬兒們都出來溜了，本來面目都看得出來了。
我們能廓清什么基本問題呢？我不能硬說我們是革命的一代，其實我倒覺得我們與上一輩人沒有本質的區別，我們還沒有貢獻出什么，我們只是寫作，如果誰說自己寫出了獨特的文本，那只能是笑話，連上一輩詩人都無限的平庸，我們怎么可能就超越他們呢？不是我悲觀，而是時代的巨大幕墻還如此沉重，所有的寫作者如果沒有特別的強攻的策略與穿墻術，那必定在墻根下徘徊。
再說，所有的問題是一代代往下傳遞，誰能說胡適他們那一代解決了新詩的所有問題，當然胡適他們開辟了白話新詩運動的戰場，艾青他們解決了個體與時代的融合關系，北島他們釋放了“四人幫”之后人民的怨恨，獲得了合理的反抗，以及正義的詩人地位的確立。西川、伊沙他們這一代實現了語言的革命。
我們這一代做了什么？我們是“后一代”，后來者應該收拾殘局，但收拾殘局一代人可能還做不到，并且，80后與85后，出現了兩個代際，不在同一個戰壕，前者與60后、70后兩代人區別不大，繼承的東西多些，后者還小，如一群闖入者，吵鬧的聲響都不敢鬧的太大，基本功都看不出來，還談什么貢獻，不搗亂就算不錯了。
我們惟一可以說的是參與了網絡詩歌的狂歡。這場類似于紅衛兵運動的詩歌“文革”，出現的問題不比前幾代人簡單。詩歌民主或許推進了一大步，但這不完全是80后的功勞，這與上兩代人的“苦攻”分不開，沒有前兩代人當帶頭大哥在網絡上打江山，要靠80后可能還是一片迷茫。網絡詩歌的貢獻是中青年詩人的集體貢獻。如果要分出功勞大小，以伊沙、沈浩波這兩代詩人的功勞應更大些。我們只是后來者，這中間我們女詩人更是膽小者，男詩人才是主流。
中國當下社會在我們這一撥詩人身上得到了真實的反映。我們是快速混合的一代，甚至是拔苗助長的一代。我們的反叛與沖鋒，無不體現了時代的巨變，無不體現了焦慮與失落深深地阻擊了我們的成長。所以鄭小瓊的底層經驗寫作直接迎向了時代撞過來的墻。而我避而不寫底層經驗，我寫的是內心的風暴，是失去文明之后的痛楚，是一個在我看來更加緊迫的時代命題，我們這一代人感受到了失去的東西再也回不來了。所以才有我三本詩集的主題鮮明的挽歌式的寫作。中國社會的當下圖景無不在其中顯現。
記者：您怎么看文學與生活的關系。能簡單說說您詩以外的私生活嗎？作為生活著的李成恩和作為詩人的李成恩，這兩個李成恩又有什么不同？
李成恩：文學與生活的關系當然很緊密。只有不負責任的寫作者才會覺得生活與寫作可以分離。
私生活無非就是梳妝打扮、油鹽醬醋茶的生活，稍有尊嚴的人可能都反對私生活公開展示，為什么說是“私生活”呢？“私”就是個人的，不可共享的，否則就只能叫“公共生活”了。
如果一個人喜歡暴露其個人生活，比如現在瘋狂的微博中的大部分小資人士，基本上屬于無聊之人了，沒有正經事可干，以此打發時光，引起圍觀，在我看來沒有多大的意思。
生活著的我與詩人的我，不可能是兩個我。在詩中我沒有擺出一幅苦大仇深或情深似海的面孔，生活中的我也普普通通，從不刻意讓自己變成一個憤青或時尚先鋒，活得真實與活得自在是最基本的。
記者：歐陽江河直到2010年才獲得他國內第一個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10年度詩人”，您覺得獎對于一個詩人的意義在哪？而他獲獎的也是長詩，《泰姬陵之淚》，您怎么看長詩被肯定，您覺得這會影響詩人未來幾年的熱度嗎？您關注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嗎，怎么看這個獎？
李成恩：獎是一個組織或團體給一個詩人的某種肯定，大部分的獲獎值得祝賀，但不值得追求。獎項的標準的設定，以及評獎的規則與評委的好壞，比得獎本身更重要。這是我這幾年在詩界所見獎項的感想。
長詩被肯定不一定就意味著長詩會影響未來。歐陽先生的那首長詩我當時就讀到了，是很好，但不是他寫得最好的，也并不長。不過，他總有新的創造，必讀。
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是南方報系的大獎，值得關注。首先南方報系有獨立的新聞品格與人文追求，這在復雜的中國媒體界令人敬佩，以陳朝華先生與謝有順先生為創始人的這個獎，在國內堅守了文學獨立的思想品格，就如同諾貝爾獎，它為什么能立得住，因為堅守了其價值傾向與審美立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在一定的體制規則下，能做得這樣獨立，與中國文學現場保持了同一呼息，難能可貴，我還沒有發現有什么問題。
記者：歷來都有人認為，中國詩人只要在政治上有異見，就能得到西方的關注，甚至獲獎，您怎么看這個問題？從審美角度來看，您認為西方讀者能欣賞中國文學特色嗎？諾貝爾文學獎適合中國詩人嗎？
李成恩：文學里的政治異見是最淺層次的文學。文學不是政治。政治更不是文學。
那些打政治牌的文學人士請不要把文學與政治見解混為一談。文學里可以有政治，但不是全部，尤其是通過文學來表達異見，就比較單純了。文學是人學，是要觸及到人的靈魂。而政治如果離開了公平與正義、道義與良心，就變成了利益集團之爭了，而人民的情感與正義的訴求就被盜用了。
我現在一不小心讀到某些帶有強烈的政治立場或維護政治利益集團的文學作品，我就要表示懷疑，因為不對人類的終極命題發言，而圍繞某些政治主張而寫的作品，我實在是看不下去。
過去很多年，某些諾獎作品并不見得就是當年最好的作品，文學不應去政治化，但政治異見只是一個很小的方面，不足以支撐起人類的文學天空。
西方對中國文學的認識，首先在于對中國社會與歷史的認識，認識太淺，中國文學就不可能獲得西方的認可。
中國活著的詩人中沒有學貫中西、縱橫古今的大家，有的只是單獨的文本，并且數量有限，中國詩人有的活了一輩子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并不多，不論是從詩歌技術創新上還是獨立思想上都較為單薄。
如果諾貝爾獎把政治異見當作第一標準或第一審視條件，那獲獎與不獲獎意義都不大，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真正的文學，我們民族與國家還有什么希望呢？中國文學是中國人心靈的文學，諾貝爾獎評委如何看待中國心靈，就會有什么樣的結果。
但中國詩人誰人能說他（她）的作品完整地反映了中國人的心靈呢？
記者：2011舉辦了一場“溢美之瓷”的詩歌朗誦會，去了不少微博網友，您如何看待當下微博成為詩歌傳播新方式的現象？
李成恩：微博改變了博客的功能，變得更快更尖銳更有現場感，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成為全球化的最具威力的工具，甚至超越了手機、電話等通訊產品。
微博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傳播詩歌最快的方式。我們都在享受它帶來的好處。
但微博與詩歌的關系，還處于傳播學層面，沒有深入到詩歌內部，比如詩歌這一牢不可破的文體如何通過微博得到革新？如何把大眾情緒與社會真相及時表達出來？還沒有詩人能抓住這一點進行內容與形式的突破，值得嘗試與期待。
總之，任何新形式與新工具的出現，都應該接納，而不是排斥。詩歌是敞開的世界，所有創新的形式都來吧，詩歌的世界沒有禁區。
記者：我與您結識也是在騰訊微博，您來微博也有半年多時間了，您覺得微博對詩歌的傳播能起作用嗎？微博又對詩歌的受眾有何意義？毫不忌諱提及我的《新詩經》，想您談談《新詩經》給您印象嗎？
李成恩：對普通大眾的傳播能起到作用。
如果是不痛不癢的詩歌，普通大眾不會感興趣，要么是很甜的詩歌，要么是很憤青的詩歌，在大眾中才有市場。這要分析微博的受眾主要是哪些人群，如果是一般的上班族，年齡在20－25歲左右的小資青年，那些愛呀愛的小情詩可能比有思想深度的詩要受歡迎，還有一類讀者，受到正統的學院教育，可能會喜好有修辭功力的有古典詩歌傳統的作品，還有就是汪國真那樣的淺顯直白的勵志詩歌，在普通大眾中應有大量知音。包括于丹那樣的電視古詩詞解讀節目，能成為大眾緊張生活的精神調劑品。在微博上基本上是這幾類功能的詩歌，詩歌不是社會文化生活的主流作品了，也不是大眾網絡的主流內容。這沒有什么不好，相反這是最正常的了。因為詩歌是小眾讀物，不是大眾文化讀物。不是讀的人多，就一定是好東西。
《新詩經》在騰訊微博能打下一片天地，可喜可賀。
相對于伊沙在網易上的新世紀詩典，你的來得要晚，伊沙是名人，他十多年來在大眾文化界與中國文學界的影響力較大，有他的個人品牌就能支撐起一個活動，加上他選的多數是有成就的詩人作品，所以影響很大。
你的《新詩經》時間還太短，還要一定的時間來賽跑。不過《新詩經》的氣象出來了，我看你的《新詩經》，最想讀的還是你的評論，你的評論短小中見你的功底，關鍵是你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把一個詩人的優勢幾句話就點出來了，并且角度大多很新穎，我客觀地說你的評論比某些詩更耐看。
《新詩經》的設計很漂亮，有創新點。更有創意的是你還配有新銳詩人推薦，這很重要。但問題是優秀詩人讀者比普通讀者少，普通讀者固然重要，但詩歌專業人士還是主流讀者。
記者：您覺得“《新詩經》詩人系列訪談錄”做下去有意義嗎，您直說！包括《新詩經》做下去有意義嗎？
李成恩：一定要堅持做下去。意義很大。這是微博時代的詩歌戰場，為什么不堅守呢？我支持你，我相信眾多微博網友與詩人們都會支持你做下去。你是一個有想法的詩人，又有實干精神，必須要堅持，只有堅持才有希望。
《新詩經》如果能堅持兩三年，我想中國優秀詩人就一網打盡了，這是一個需要耐力的長期工作，你可以更加的輕松與隨意，或者找朋友一起做，否則你一個人太累了。
我期待你們在微博上的詩歌系統工程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中國新詩的大眾環境，也給大眾與詩人們更多的信心，現實壓力太大，所幸我們還有詩歌，還有微博詩歌這一陣地。
記者：創作與拍紀錄片，是您成就的兩翼。拍紀錄片是您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說說您拍了哪些比較難忘的紀錄片嗎？
李成恩：《汴河，汴河》、《父母不在身邊的日子》、《三輪車夫》、《最后一個擺渡老人》等一系“底層關懷”的紀錄片。現在我在做另一個系列紀錄片，做得比較慢。
我希望能夠拍出紀錄片的精品，精品我是指像康健寧先生的《陰陽》、王兵先生的《和鳳鳴》那樣的作品，哪怕不能播出，我也要拍的那一類直指人心或直接表達當下中國的紀錄片。
同時，我還在《深圳特區報》上開有“談影記錄”的紀錄片專欄，每周有一篇談經典紀錄片的文章，我計劃把中外最好的紀錄片做一次完整的梳理與總結，談我對優秀紀錄片的看法。
記者：好詩是未知的，就像從未一見的靈魂，我還想強調再多問一次您相信靈魂嗎？最后我仍想請您透露一點自己的詩歌“野心”。
李成恩：我相信靈魂，但不信鬼魂。
靈魂是人的氣息，鬼魂就是鬼魂，不值一見。
我的野心就是沒有野心，讓個體徹底消失在茫茫人世。
詩歌是人的氣息，是活在人世的氣息。而野心就是鬼魂，不值得相信的邪惡的東西。
寫出人的氣息，留下帶有靈魂的作品是我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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