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張炯先生
　　■吳思敬

　　我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認識張炯先生的。從1984年8月在蘭州召開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四屆年會起，我參加了直到第十七屆年會前的歷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年會。在2000年11月舉行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十一屆年會上，張炯當選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我則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從此直接在張炯的領導下做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日常工作，與張炯先生有了較為密切的聯系與接觸，從而使我對張炯先生的學術貢獻與為人品格有了較為深切的了解。

　　在我看來，張炯是進入新時期以后，以文學理論家的身份較早介入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改革開放以來，他先后發表了關于當代文藝思潮與當代文學作品的大量論文，推出了《文學真實與作家職責》《張炯文學評論選》《新時期文學論評》《文學的攀登與選擇》《走向世紀之交》《文學的回眸與思考》《新時期文學格局》等著作，并最早介入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與撰寫，先后主編了《新時期文學六年》《中國當代文學講稿》《新中國文學史》《中華文學通史》（當代部分），以及《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的中國當代文學部分。張炯不僅以自己扎實、厚重的研究成果，參與了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建構、奠基工程，而且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創會元老之一。改革開放初期，他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主任，與各地高校及文學研究機構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有密切的聯系，一起參與了成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籌備工作，并在1979年8月在長春舉行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首屆年會上當選為副會長兼秘書長，此后一直處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領導核心。他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堅實成果，他作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當代室負責人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主要領導人，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規劃、設計，對當代文學研究隊伍的凝聚、培養，以及對當代文學學科建設所做的多方面的貢獻，使他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當之無愧的領軍人物。

　　張炯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事業具有高度的責任心，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負責人，他不是那種掛名領導，而是善于總攬全局，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對于重要項目和中心任務則又會事必躬親，一抓到底。比如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年會，這是研究會重中之重的大事，張炯從來高度重視。在張炯擔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的2000年到2010年間，我在他的指導下，參與組織了2002年在桂林舉行的第十二屆年會，2004年在大連舉行的第十三屆年會，2006年在成都舉行的第十四屆年會，2008年在濟南舉行的第十五屆年會，2010年在海口舉行的第十六屆年會。由于研究會經費有限，每屆年會都需要從各地高校中尋求合作主辦單位，這時候張炯往往親自出馬，靠他的影響力和威信，常會與相關學校領導達成協議，具體聯系與落實工作則由秘書處去辦。每屆年會的主要議題，他總是在常務理事會上先聽取大家意見，然后再根據當時國家思想政治形勢的大局與當代文學研究呈現的新態勢，提出每一屆年會的中心議題。這些大事確定之后，諸如與地方院校的對接，以及會議通知的擬定、會議邀請名單的落實、會議程序的編制、會議簡報綜述的撰寫、會議的宣傳工作等，則交給秘書處來處理。我覺得在張炯領導下工作，目標明確，心中有數，主次有序，責任分明，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為了擴大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影響，為當代文學的中青年研究者提供發表研究成果的園地，張炯特別重視當代文學研究刊物的創辦與建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成立初期，曾辦有《當代文學研究叢刊》《作品與爭鳴》《評論選刊》《詩探索》《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內刊）等，后來由于出版政策及經費等等原因，《當代文學研究叢刊》《評論選刊》《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內刊）停辦，《作品與爭鳴》轉給其他單位去辦，只有《詩探索》堅持下來。在張炯2000年至2010年任會長期間，我親眼看到他為恢復《當代文學研究叢刊》的出版付出的努力。一開始是聯絡了幾所大學，以集資給出版社提供管理費的方式出版，但容量小，周期慢，經費有限，難以為繼。到了2007年，研究會秘書處在他動議下，先后聯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大學、河北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重慶師范大學、西北師范大學、沈陽師范大學等校成立了一個理事會，由理事會各單位籌集經費，與長春《文藝爭鳴》雜志社合辦了《文藝爭鳴·當代文學版》，每雙月出版，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為中青年當代文學研究者提供了一個較為穩定的發表園地。

　　就我個人來說，體會最深的是張炯在《詩探索》創刊、復刊過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張炯在《詩探索》創刊40周年之際，曾寫過一篇《〈詩探索〉誕生的回憶》，從中可以看到《詩探索》誕生的契機是1980年4月的南寧詩會。張炯回憶道：“在南寧時便有人提出辦一份詩歌理論刊物的動議，并建議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來主辦。我回到北京，便向會長馮牧同志做了匯報，他也贊同這個意見。我建議應成立個編委會，并由研究會常務理事謝冕來當主編，由丁力、楊匡漢來當副主編。……當時，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成立幾個月，既沒有辦公地點，也沒有經費，我只好到設在崇文門東大街的社會科學院招待所借了間簡陋的地下室來召開首次編委會。我代表研究會宣布了編委會名單和正副主編人選，鼓掌通過后，便討論刊物的宗旨和辦刊方針，《詩探索》的刊名也在這次會上定下來。……會后我和謝冕便專程去成都拜訪李致同志，跟他溝通了《詩探索》辦刊的緣由和設想，他很痛快地答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作為季刊，先‘以書代刊’出版。”由這段回憶可以看出，張炯不僅是《詩探索》誕生的見證人，更是《詩探索》誕生的催生婆，是《詩探索》創刊最有力的推動者。

　　我是從1983年10月起開始擔任《詩探索》責任編輯的，先后編了《詩探索》第11輯到第13輯。第11輯于1984年出版，第12輯于1985年出版，此后由于出版社提出每輯要求資助出版費用3000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無力承擔，《詩探索》只能暫時休刊，編好的第13輯稿子也就胎死腹中了。

　　《詩探索》休刊后，《詩探索》編委會同人曾多方奔走，先后與遼寧師范大學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內蒙古人民出版社聯系復刊，但均未成功。張炯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負責人，比誰都著急。他先是與大眾文藝出版社社長陳玉剛聯系好，讓我到該社與陳玉剛社長面議由該社接手《詩探索》出版問題。我去大眾文藝出版社，見了社長，終因該社提出讓《詩探索》編輯部每輯包銷5000冊，而《詩探索》實難辦到，沒有談攏。后來張炯和我又與中國社科出版社新任社長鄭文林聯系，談妥每輯《詩探索》向出版社交管理費2500元。但當以這個報價與答應資助《詩探索》的個體書商聯系時，這個書商卻由于資金鏈出現斷裂，到處也找不到了。后來經向首都師范大學校領導申請，首都師范大學主管副校長批了4萬元啟動經費，《詩探索》終于可以復刊了。1993年7月《詩探索》召開了復刊后的首次編輯部會議，張炯親自到場，對編輯部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希望。1994年4月，復刊后的第一輯《詩探索》終于正式出版。張炯對《詩探索》的支持，沒有任何私心，完全出于對當代文學的熱愛，他想的是如何為研究會保留下一個詩歌理論刊物，推動當代詩歌的繁榮與發展，對此我深為感動。

　　我與張炯先生相識四十多年了，這些年來在他領導下工作，無論是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工作也好，辦《詩探索》也好，我一直深受教益。張炯先生為人正派，心地善良，待人誠懇，在他領導下工作，我感到心情舒暢，更多的時候，我感覺他不是領導，而是我的兄長，我的家人。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所做出的貢獻令人欽仰，他的人格光輝將永遠照耀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