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鷗與百年新詩再出發

      【感謝愛紅兄的厚愛！12000余字可是九個頁碼。該訪談是在今年7月23號的“南京新歸來詩會”約定，由于我俗事纏身，斷斷續續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且還不盡人意。無論是我個人記憶部分，還是“百年新詩再出發”部分，僅僅涉及一些細節，請朋友們見諒！突然想到《火花》這份山西省文聯主辦的純文學綜合類雜志我還是首次登陸，再謝一次愛紅兄！】

王愛紅

      1991年，我從北京坐火車去云南看望我的外祖父，一位南下的老干部。那時候還沒有動車，是那種綠皮火車，從北京到云南，需要三天兩夜。

那是一個盛夏，我感覺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夏天。車上沒有空調，只有風扇，象征性地轉動，車窗外面的風都是燙人的，如果不小心觸到了車皮，那就是一塊烙鐵，能把人灼傷。火車一路前行，如一條火龍，從北到南，好像點燃了遼闊的原野。我是第一次出遠門，漫長的旅途就是一種火燎一樣的煎熬。我一直堅持著，絕不讓這太陽把我烤熟。

火車不知道前行了多久，當我在一個清晨醒來，我突然感覺進入了一個冰涼的世界，手伸到窗外，風也是涼爽爽的……火車正好停歇在一個小站，遠處傳來清脆的民歌，還有牧童向火車招手，車上有人說到貴州了，我一下子好奇起來，貴州原來是像剛被雨水洗滌過的一片凈土啊，我心曠神怡仿，仿佛脫離了世俗的凡塵，凝結著神奇的力量。

多少年來，我一直記著貴州帶給我的美到極致的感覺，詩歌博客時代，我有幸與貴州詩人南鷗成為詩友。2014年5月，在著名詩人吉狄馬加的長詩《雪豹》的研討會上我們終于張開雙臂擁抱了。常言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意識到，這是一種暗合。久仰南鷗的大名，拜讀過他的詩歌，見到他本人之后，我有了一種非常強烈的意識，原來他就是貴州呀，這位出色的貴州詩人，這位中國詩壇的優秀詩人。

詩人南鷗具有極強的親和力，我與他一見如故，他的坦誠感染著我，他的執著鼓勵著我，他對中國詩歌的擔當讓我對他平添了幾分敬意。在紀念中國新詩百年誕辰即將落幕之，南鷗在第三屆貴州詩歌節的高峰論壇上，又發起了“百年新詩再出發”的詩學話題，引起詩壇的廣泛關注。他好像是為詩而生的，他說他是詩歌的仆人，是愛情的傻孩子。而我說，他正在鑄造屬于自己的傳奇。在中國詩歌界，南鷗令人驚訝的傳奇的人生經歷，他奇異的詩歌文本，他蒸騰著熱浪的詩學理論，構成當下詩歌現場一個不可復制、無法替代、三位一體的詩學存在。帶著諸多問題，我采訪了南鷗先生。

王愛紅：

    “百年新詩再出發”這個詩學話題的提出，在中國新詩百年歷程的這個歷史節點上有著重要的詩學意義。除了閱讀您的詩歌文本之外，我還細讀過您的詩學理論，也許是一知半解，見一葉而不敢言知深秋，窺一斑而羞于說見全豹。我想知道您的詩學理論與再“百年新詩再出發”的提出是不是有內在的聯系？您在回答這個重要的問題之前，有必要請您對您的詩歌理論梳理一下，

南 鷗：

   我不是學院派的詩評家，我僅僅是在詩歌創作之余，對詩歌現場作一些我純粹個人化的解讀。我的詩歌寫作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從狂飆突進的86詩歌大展，到沉寂的整個九十年代，再到復蘇與一系列亂象共生的新世紀前十年，再到近幾年呈現的從理性中重建的態勢，我幾乎一直都在詩歌現場，加上我本身就以詩歌創作為主，因而我的詩學思考始終蒸騰著熱浪。

  下面我簡要的梳理一下我的詩學思考的過程。新世紀伊始，借著互聯網的普及，詩歌現場可謂江河橫流，各詩歌論壇此起彼伏，烽煙四起，詩人海嘯在2003年發起的以“感動寫作”為旗幟的“新詩代”論壇贏得廣泛的贊譽。2006年春，海嘯邀我為“新詩代”做一些理論建構，我閉門一周寫下了《傾斜的屋宇——重構精神元素與詩歌文本》（2006年第5期在《詩歌月刊》），該文分別從“當下詩歌寫作的三個特征”，“生命意識的回歸和詩歌精神的重新確立”，“承受一切該承受的，贊美一切該贊美的”這三個方面，揭示了詩歌現場的一系列亂象及成因，強化重構精神元素與詩歌文本的緊迫性，提出了重構首先要在認知上解決的問題及具體的詩學路徑。

在2006年的梨花事件中，面對詩歌現場的諸多亂象，我沒有在論壇論爭，而是悄悄的寫下了《價值，是支撐世界的最敏感的神經》、《當下詩歌的三大絕癥》和《致楊黎先生的公開信》三篇文章。首先我把整個文化置于社會轉型的整個坐標體系中來考察，而并沒有直接對文化進行審視，我得出的結論是社會的諸多亂象，都是由于價值這根支撐世界的最敏感的神經被拉斷，才導致社會現實生活中亂象叢生，整個文化領空被強烈浸染和滲透，高度傾斜。在此基礎之上，我才來審視我們的詩歌，因而我寫下了《當下詩歌的三大絕癥》。而我三篇文章與在梨花事件之前發表在《詩歌月刊》2006年第5期上的《傾斜的屋宇》正好構成我對當下詩歌現場一個系統的審視與構想。我的詩學思考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新世紀以來詩歌亂象的表征；二是亂象產生的哲學基礎、現實基礎；三是對近百年的新詩進行全面的總結和有效的梳理；四是近百年的新詩是否形成自己的傳統。

帶著這些思考，在百年新詩正款款向我們走來的歷史節點之際，2012年春，我決定以“百年新詩大型紀念專題”《世紀訪談》和《肖像的光芒》這兩個選題為載體和突破口，對“百年新詩”展開一些列的研究。

   《世紀訪談》我力圖從詩歌文本、史實、學術出發，以純粹的詩學為旨歸，透過個體詩人的獨立視角，從100個視點全方位透視新詩百年的全景，借此對百年新詩進行有效的梳理和深刻的反思，發現百年新詩業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傳統”的紋理。

當時我與羅繼仁老師商定在《中國詩人》開設專欄，從2012年第4卷開始，我先后在《中國詩人》以【百年新詩訪談】專題，發表了牛漢、鄭敏、屠岸、謝冕、傅天虹、徐敬亞等詩人和詩歌評論家的長篇訪談。2016年，又在《星星》詩刊以【百年新詩對話】為題開設專欄，發表了牛漢、鄭敏、屠岸、謝冕、徐敬亞、吉狄馬加、葉延濱、傅天虹、謝克強等共12期的專題訪談。

   《肖像的光芒》是對朦朧詩以來的中國當代詩人和詩歌評論家進行群雕性展示，是100位詩人和詩歌評論家評傳的盛裝結集。

卷本力圖將詩人投放在歷史的大幕之上，在歷史軌跡之中尋找詩人的精神潛脈，以時代的遷徙為線索，以詩歌的文本為核心，描述一位詩人的誕生和精神演繹，在歷史蒼茫的底片之上發現一位詩人的心靈密碼和他的精神潛脈，開掘出一位詩人肖像的光芒。

《肖像的光芒》這個選題在重慶理工大學新詩研究所主辦的《新詩》發表了王家新等詩人的評論，隨后在貴州都市報與《山花》合辦的《文化周刊》上發表了楊克、瀟瀟、唐詩、馬啟代、周慶榮、安琪、海嘯、周瑟瑟、張智等30余位詩人的簡評。

   現在回過頭來看，從我在《詩歌月刊》2006年第5期發表《傾斜的屋宇》開始，我似乎就在為“百年新詩”的詩學思考做理論準備了。

王愛紅：

   請你具體談談“百年新詩再出發”這個詩學話題的源起極其過程

南   鷗

  “百年新詩再出發”這個話題的觸點應該在2014年6月在山東曲阜舉行的泗水詩會上。

當時詩人金迪在發言時談到“重新出發”這個詞，由于從2012年開始我就在思考“百年新詩”的一系列詩學課題，因而當金迪提到“重新出發”這個詞時，我一下子就將這個詞嫁接到“百年新詩”的時空之中，我馬上就提出“百年新詩再出發”這個概念，并站起來說下午我們就專門研討這個話題。當時馬啟代主持會議，他說：很好！那下午我們專題研討，南鷗兄敞開談，給你一個小時的時間，好好談談這個話題。

中午休會時我又與瀟瀟、唐詩、馬啟代、張智、金迪、楊林作了進一步的交流，下午我圍繞中國新詩百年以來的得與失、繼承與借鑒、當下漢語詩歌現場等話題作了一個小時的專題發言。

   接下來的幾天時間，我與瀟瀟、唐詩、馬啟代、金迪、張張智、楊林反復商量，決定我們七人為“百年新詩再出發”這個詩學概念的發起人。

當時我在魯院，我回到魯院之后就給教學部郭燕主任談到我想在魯院搞一個“百年新詩再出發”的理論研討會，她很支持，但由于我很快就要離開魯院，我們七個發起人又不能同時聚到一起，魯院的研討會就沒有開成。

   “百年新詩”再出發這個概念提出之后，金迪想在湖南承德進行研討，我與他反復商量了幾次，都因各種原因沒有如愿。其間我與馬啟代也多次商量在山東的泰山之巔深入研討“百年新詩再出發”這個詩學課題，也沒有如愿。

      2015年9月，我與金迪在南寧再次聚會，我們再次談到這個話題，并準備編選“百年新詩”的詩歌選本，還商量了入選的詩人。金迪介紹他與周慶榮、高興、譚五昌等也在北京商量過這個話題。

     2017年5月25號至27號，第四屆“中國當代詩歌獎”在重慶頒獎之際，我們再次對“百年新詩再出發”這個詩學話題進行探討，會議由唐詩主持，南鷗、馬啟代、瀟瀟、莊偉杰、安琪、金迪、王士強、吳投文、韓慶成、張智、高亞斌等詩人先后進行了專題發言，會后40余位與會詩人并簽名通過了“百年新詩再出發”中國·榮昌詩歌宣言。

經過這些年我們七位發起人的反復思考與不斷努力，舉辦一個“百年新詩再出發”的高峰論壇，已經成為我們共同的意愿，因而在第三屆貴州詩歌節籌備期間，高峰論壇的主題我理所當然的定為“百年新詩再出發”這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詩學話題。在論壇上，我從三個方面闡述了為什么要提出百年新詩再出發這個詩學學話題：新詩的發展風雨兼程，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新詩經過眾多優秀詩人的抒寫，已經為我們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詩歌文本與詩學理論，構成我們再出發的詩歌與詩學的文本基礎；上世紀80年代初以后現代思潮為主體的潮水一樣涌入的歐美哲學思潮，構成了我們再出發的哲學基礎；而改革開放近40年來社會的轉型巨變，為我們的創作提供了不可復制、遼闊的原生資源，構成了我們百年新詩再出發的現實基礎。因而，在百年新詩的歷史節點之上，在對百年新詩的歷史回望之中，對其走過的歷程進行有效的梳理與全面的總結，在此基礎之上再深入思考漢語新詩發展的潛脈與身姿，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的理論與實踐的詩學課題。

       2018年6月16日至6月18日，第三屆貴州詩歌節舉行了“百年新詩再出發”的高峰論壇，論壇由霍俊明主持，馬加主席作了重要講話。徐敬亞教授開篇就說“我要向‘再出發’致敬！這三個字特別好！我參加了好多類似新詩百年的紀念活動，今天有幸在貴州這個地方進行這場收官之戰，主辦方非常巧妙的用“再出發”這三個字，對前面新詩百年的紀念活動進行了一個收尾，百年新詩的收官之作落在了貴州，今天新詩百年的紀念活動就算告了一個段落，我們就進入下一個百年……

在我介紹了“百年新詩再出發”的源起及詩學思考之后，高興、臧棣、陳仲義、燎原、謝克強、王久辛、馬啟代、王士強、喻子涵等詩歌批評家先后作了發言，葉延濱主任在最后的總結發言中，對第三屆貴州詩歌節暨“百年新詩再出發”這個詩學話題作了高度評價。他說“中國新詩百年的思考已經持續兩三年了，今天我們選擇在貴州高原，這個為中國新詩作出許多貢獻并產生眾多優秀詩人的地方來討論百年新詩再出發的詩學話題非常具有意義，新詩百年這個詩學話題在貴州出現，是本屆詩歌節最重要的學術成果……”

2018年6月28日，《人民日報》以《百年新詩再出發——第三屆貴州詩歌節落幕》為題，對這個話題作了1400字的介紹。

王愛紅：

  看來您們七位發起人，對“百年新詩再出發”這個詩學話題確實有深入的思考，那現在請您談談對百年新詩的展望。

南 鷗：

      兄啊，這個話題有些大，我只能試圖接近兄的初衷。

我所理解的詩歌，不僅僅是相對于小說、散文而存在的一種文學樣式，在我看來。詩歌是語言光芒的開掘者，是存在秘語的揭示者，是民族情懷的捍衛者，是一個時代人文精神的標高。從這個意義上說，詩歌應該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圣者和歌王，是一個時代文化的引領者，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傳承者，又是歷史進程的見證者。而在這個轉型巨變的時代，我們的創作，要表現一個時代存在意義上的整體經驗，要確立具有嚴肅意義的詩歌精神與詩學主張，發現這個時代的傷口極其話語方式的紋理；揭示人們的靈魂在價值倒塌、道德淪喪、心靈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現實氛圍之中的掙扎、絕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我想詩歌應該呈現出這樣的精神姿勢。

  另一方面，新詩經過百年的抒寫，特別是上世紀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發生的深刻的巨變，為我們的創作提供了遼闊的不可復制的原生資源。盡管是短短的四十年，但我們心靈的撕扯、靈魂的撞擊、精神的演繹前所未有，我們經歷的也許是四百年的歷史時空，我們經受的也許是四百年的精神的洗禮，我們創作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態勢。也就是說這種轉型巨變的歷史進程為我們的創作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性機遇，為偉大作品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現實基礎。在7月3號《詩刊》雜志社主辦的新時代詩歌北京論壇上我再次談到：歷史對我們太慷慨！我們活在這個時代太幸福！我堅信隨著時間的延伸，隨著詩人進一步沉潛，與這個轉型巨變時代的豐富性與復雜性相對應的偉大作品將呼之欲出。

王愛紅：

  請你具體談談當下詩歌現場的麻木、庸俗、無序的具體表征，您怎樣理解一個時代的詩歌精神？

南 鷗：

   麻木、庸俗、無序是當下詩歌現場最為致命的三個病癥。2008年《小說選刊》在貴州貞豐召開年會，我在《歷史語境與話語方式》的講座中對麻木、庸俗、無序這三個致命的詞作了我純粹個人化的解讀。

麻木是指對主題精神高度喪失的生存狀態與生存心理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甘于忍受，獨立、自由、擔當這個詩歌品格的嚴重喪失；庸俗是指由于對回歸生命與回到世俗生活的場景與細節誤讀，盲目跟在世俗生活的背后，制造一種空虛、無力、飄浮的生活場景，追逐一種皆虛無、皆游戲的淺薄與時尚；無序是指在后現代思潮的滲透與肢解之下，哲學的貧困而導致的驚慌失措或面面相覷的一些列詩學亂象。

   如何理解一個時代的詩歌精神，我用12年前《傾斜的屋宇——重構精神元素與詩歌文本》文中觀點來回復吧

詩歌精神是一個時代的詩歌寫作應該確立、閃耀的一種精神立場和詩歌理想，它是詩歌對一個時代及其主體生命諸多層面的徹照和關懷，是對該時代的信仰、價值、尊嚴、情感和審美等方面的一種詩性的揭示、發現、指認、命名和呈現的一種精神向度。

我始終認為，對一個時代心靈存在的發現和指認，是詩歌精神的立場和向度。

  現在我們先來分析荷爾德林提出的“詩人何為？”的語境。無家可歸是荷爾德林反復吟唱的主題旋律，他的這種無家可歸的意識是指工業文明所導致的神性的消逝。在荷爾得林的眼中，整個德國只存在思想家、醫生、警察、工匠和面包師，他們都被職業所籠罩、占據和掩藏，而沒有活生生的靈魂的人。這就是說，荷爾德林同樣敏感而尖銳的意識到隨著工業文明的擴張，神性消亡、人的靈性將受到摧殘、直至消失。我愿意武斷地認為，我們今天依然同樣處于一種無家可歸的空茫、虛無之中。而這種無家可歸是指作為人類生活的最敏感的神經——價值體系的全面倒塌直接導致的精神世界的空茫。因為一切都沒有價值，沒有秩序，沒有向度，個體的生命如塵埃一樣毫無意義，被任意肢解、移植和占有，人的主體性完全分裂、喪失……而在這樣近似血腥的境遇之中，詩歌的精神應該是什么呢？

毫無疑問，對當下價值的倒塌、信仰的崩潰、真、善、美的模糊；對人的靈性和本真情感所受的摧殘與吞噬進行揭示、發現、指認、命名和呈現；對一個時代人文精神內核的開掘和主體向度的引領，是當下詩歌寫作必須深刻切入的問題，是詩歌的立場和向度。

   我們知道，當下詩歌走下圣壇是詩歌自身的進步。但從千百年文化傳承的角度，我始終認為詩歌是一個時代的圣者和歌王，她依然應該開掘一個時代人文精神的內核，應該引領其主體價值的向度。我們知道，一個時代有其自己的詩歌精神，它是該時代詩歌寫作應該確立和閃耀的一種精神立場和詩歌理想，是詩歌對一個時代及其主體生命諸多層面的徹照和關懷。因此，當下的詩歌精神，我認為就是把轉型的陣痛和“后現代”對一個時代的肢解以詩歌的方式凸顯出來，發現和揭示傷口的深度和紋理；就是以詩歌的名義對這段歷史進行客觀的指認和有效的命名，揭示出當下人的靈魂在價值倒塌、道德淪喪、心靈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現實氛圍之中的掙扎、絕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就是重新激活、喚醒信仰、價值、尊嚴、情感等詩歌基本元素的內在活力，開掘、引領一種獨具時代內涵和特點的價值理念與新的美學原則。

王愛紅：

      新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十年漢語詩歌似乎正在全面復興，您認為這種新的詩歌景觀是怎樣形成的？

南 鷗：

  我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從根本上說是詩歌自身發展規律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詩歌的純粹品格對心靈的激活與召喚。而最直接的原因，我想是迅猛發展的互聯網，為一個時代話語權的釋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制與平臺，人們紛紛從冬眠中掀開被褥，在繆斯的裙裾下重新集合。特別是微信對時空的全方位覆蓋，為人們的寫作與發表和閱讀提供了極為便捷而真切的現實場景，讓人們從四面八方不分晝夜的涌到詩歌現場……

王愛紅：

      對新歸來現象的看法，你停止過寫作嗎？

南 鷗

  中國新歸來詩人，是相對于上世紀70年代末以艾青等為代表的歸來派而存在的一個龐大的詩歌群體，他們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成名，經過80年代末的風云突變與90年代的沉寂之后在新世紀又重新活躍于當下詩歌現場。新歸來的存在與命名，是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社會轉型巨變歷史進程的深刻性與復雜性在漢語詩歌現場的縱橫切割與凸顯的詩學表征。

我1996到2002年間，短暫的走神，現在自我批評一下。

王愛紅：

       新詩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有使命意識，今天她的使命會是什么呢？

南 鷗

      新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伴而生，甚至可以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突破口。盡管她在五四時期的使命是詩歌理論家在日后的梳理與總結，但是當時新詩確實在整個新文化運動中出演了這個具有使命意義的角色，并完成了這個理論意義上的使命。

百年之后的今天，盡管歷史語境不是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但是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自詩經開始詩歌就像血液一樣流淌在我們的體內，而民族的復興首先是文化的復興，在今天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進程中，在弘揚傳統文化的光榮與夢想中，詩歌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使者。

王愛紅：

      怎樣才能稱得上是一首好詩，請從您自身的創作中談談。

南 鷗：

      獨特性是任何藝術存在的前提，簡單來說，一首詩歌要成立，或者說一首詩歌的表現是有效的，至少三個方面是獨特的：首先視角是獨特的，其次認知是獨特的，再次語言的表達是獨特的。也就是一首詩歌如果沒有這三個方面的獨特性，那這首詩歌是大可懷疑的，更談不上是一首優秀的詩歌。

   我在相關的一些詩學文論中從四個向度來解讀詩歌：詩歌是語言光芒的開掘者，是存在秘語的揭示者，是民族 情懷的捍衛者，是一個時代人文精神的標高。第一個向度是語言的貢獻，第二個向度是揭示與指認，第三個向度是情懷，第四個向度是一個時代認知的高度。當然這并不是說每一首詩歌都必須同時具備這四個向度，但至少每一個向度上都要有所彰顯。與此同時，我認為揭示、發現、指認、命名是詩歌精神最重要的向度，也就是說我非常強調一首詩歌在認知上所抵達的高度與深度，艾略特的《荒原》就是這樣的作品。

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那些從奇異的個性出發又獲得從個性到共性的上升與超越的作品，才能經得住時間的沖刷，源源不斷地釋放出詩性的光芒。請允許我用我的詩歌《一只鷹代替了天空所有的言辭》和《午夜，我停在一把手術刀上》《一只野獸在我的體內晝夜走動》來說明。

   我反復談到人的主體性的高度喪失是這個時代根本的病癥與最大的悲劇，其余的病癥與悲劇可以說都是由此衍生與異化出來的，而這種主體性的高度喪失又集中體現在自由與尊嚴的喪失這個向度之上。值得慶幸的是由于卷入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那個眾所周知的事件，我在一個異常特殊的環境切膚般獲得了這種驚心動魄的高峰體驗。

但是如果僅僅輕描淡寫這種高峰體驗是很外在的，很淺薄的，我必須將從這個事件觸發，概括出具有共性意義的存在層面的整體的生存經驗。

鷹是一個總體象征，它可以是帝王，可以是你的領導；可以是一段歷史；可以是所謂的真理。它統治著你，主宰著你，奴役著你，剝奪著你，吞噬著你，籠罩著你，它夢里夢外無時不在，你的主體性完全喪失，你僅僅是一具軀殼。鷹的兇殘與強勢，注定了被統治者的命運，由此構成一個時代本體性存在意義上的最為本質和驚心動魄的生命圖景。

《午夜，我停在一把手術刀上》也是類似的題旨，但它的感知更加獨特，視角更加孤絕，他將人們精神與肉體的被閹割、被占有、被奴役具體化為躺在午夜的手術刀上等待被解剖，它從更為精妙的角度獲得了顯微鏡的視角與魅力，令這種存在關系的揭示與指認更的加絕妙，更加淋漓盡致，更加驚心動魄。

《一只野獸在我的體內晝夜走動》同樣是表達上述主題，這個視角絕妙，認知尖銳，獨具想象力……

王愛紅：

       中國當代詩歌具有世界性嗎？

南 鷗

      根據我的理解，你所說的世界性應該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指中國詩人極其文詩歌本是否贏得世界的尊重，但我認為這個意義上的世界性不是本質意義上的世界性。二是指在世界詩歌的總體格局中，中國當代詩歌是否參與了當代世界詩歌的有機構成，成為當代世界詩歌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認為這才是當代詩歌是否具有世界性的一個本質的方面。

眾所周知，這是一個全球一體化的時代，當各個民族面對自身的文化傳統時有著鮮明的差異性，而當人類面對共同的生存經驗：比如后工業特征對人的摧殘與異化、信息時代對人類的包圍與肢解、人類生存資源的匱乏、生存環境的急劇惡劣以及地區戰爭煙云密布等方面的歷史境遇，都是這個時代的人類所共同面對與必須承受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與生存經驗從總體上與根本性上說都是一致的。不同國家和地區詩人的創作，都是世界詩歌的一部分，他們的創作共同構成當下世界詩歌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共同彰顯詩歌對這個時代的不可替代的關注與擔當。從這個詩學意義上來考察，當代中國詩歌的詩世界性是無疑的。

王愛紅：

       你的創作仿佛有觸點，在你的詩歌文本中，你最關切的是什么元素。有觸點，無法完成的創作，這種情況多嗎？

南 鷗

      應該說每一說首詩歌都是有生命的，都有其生發的過程及觸點。個體生命是詩人的情緒和思考生發的場域，寫作首先從個體生命出發是藝術發生學的基本邏輯，我個體生命的體驗無疑是我詩歌創作的觸點。從我三十多年的創作歷程來看，從本質的意義上說，我關注的的本體意義上的存在經驗；如果再具體一點，我關注的是生命主體性的高度喪失；如果再具體一點，我揭示的是信仰的喪失，是價值觀的倒塌，是尊嚴的淪喪，是道德的墮落，是情愫的變異……并且，這諸多方面，我看成是詩歌精神的基本元素。

肯定有觸點生發了，靈感捕捉到了，但是由于當時的認知、語言把控、精力等方面的原因，而并沒有將這個觸點很好的延伸與豐富，導致這個觸點生發之后卻沒能有效的表達出來。

王愛紅：

      你最終想成為怎樣的詩人？詩是有起源的，詩人也是。源自童年，源自故鄉，源自母愛，源自愛情……談談你的詩歌之路

南 鷗：

   我沒有權力奢望我要成為什么樣的詩人，我只能說干凈地活著，獨立自由的地活著，有擔當的創作。我只能說詩歌是我生命的形式，是我靈魂的蠕動與呼吸，詩歌標識著我的存在，我淵源不斷的創作，標志著我還活著……

先談談我文學的源起吧。我生下來八個月之后就與奶奶一起生活，記得奶奶從小就給講中國24個大孝子的故事，她反復的講，我反復的聽，聽得癡迷，應該說這是我文學最初的啟蒙。

大概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當時我最小的姑媽與我們住在一起，那時她上中學。一天我看到她在看一本很厚的書（后來知道是長篇小說《青春之歌》），我也好奇的拿在手里翻。姑媽知道我看不懂，幾天之后她給我找來幾本小人書，后來我慢慢知道是高爾基的《童年》《在人間》和《我的大學》。盡管當時沒有完全看懂，當時姑姑和奶奶發現我看得很癡迷，而且竟用自己的零花錢到書店去買小人書，奶奶又不知道從哪里給我找來《三國演義》《水滸》，這樣我就成為一位放學之后回到家里就捧著小說的乖孩子。父親知道之后，也許認為我最先要閱讀的是詩歌，他就給我找來一些皺巴巴的唐詩和宋詞，這是我最初接觸的詩歌，應該說我對詩歌的熱愛從這里開始……小學畢業之后，我居然看了幾百本小人書和幾十部長篇小說。但是由于當時盛行的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我對文學的熱愛被迫冷卻下來……

  直到考上昆明陸軍學院，我對文學的熱愛才重新拾起，我在距離學院不遠的小板橋書店，購買了數百本詩集和小說。2004年3月退學回到貴陽時，我已經擁有自己的書柜。

作為普通士兵退役回到家里，被分派到國營貴陽針織廠保衛科工作。無論上班還是下班回到家里，我貪婪的閱讀。一天母親說：看你每天這樣讀書，都變得像黃翔一樣神神經經的了……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黃翔這個名字，但我沒有在意。大致在一個多月之后，黃翔前妻艾幼軍到貴陽針織廠保衛科來告黃翔的狀，科長叫我到黃翔家里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情。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黃翔，我的突然到訪令黃翔與張琳感到有些詫異和擔憂，其實黃翔與貴州大學中文系女學生張琳戀愛的事情我早已聽說，看到他們不安的神情，我象征性性環視一下他們家小小的庭院，然后走進客廳，又走進書房。張琳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我也不便與她多說什么。突然我發現書柜中有一本屠格涅夫的《愛之路》，我隨之從書柜里取出，匆忙翻到《門檻》這一頁，折起一角，轉身遞給張琳……我與黃翔就與這樣的方式認識了，從此，我對詩歌就變得不可收拾，幾乎是一種癲狂的狀態……

王愛紅：

  你30多年的創作是否可以分為幾個階段？而每一個階段的創作有哪些特征？近期你的寫作計劃是什？

南 鷗

  按照時間的邏輯，我想從1984年5月寫出第一首詩歌《黑夜是肺部的陰影》至今，我的創作大致可以分為80年代、90年代、新世紀前十年與2011年至今四個階段。

在80年代，我寫下《河灘上躺著一艘空船》《長城》《一條河流在血管中蜿蜒》《一只鷹代替了天空所有的言辭》等；在90年代我寫下《英雄與閃電》《午夜，我停在一把手術刀上》《我被舉到比太陽更高的地方》《秋天的背景》《在一具腐尸上安排我的表情》《黃金是一種黑暗》《月亮悄悄消瘦》以及長詩《蘇格拉底之死》《收容》等；在新世紀我寫下《整個春天，只剩下一根肋骨》《桃花留下胸口的積雪》《陽光從我的手掌上斷裂》《黃昏里的三種風景》《與凱爾泰斯的虛幻之旅》以及長詩《斷碑，或午夜的自畫像》；2011年至今我寫下了《所有的漢字都是我滿朝的文武》《渴望時間最后的修飾》《頂著天空的螞蟻》《他們收割了一萬年的陽光》《狂歡之后》《懲罰》《雕刻時光》《一直野獸在我的體內晝夜走動》《時間是命運的攜帶者》《春天是另一張暗傷》《誰在擺渡》以及長詩《敗血癥》等。

   我上世紀80年代的文本，我傾心于躲在時間的廢墟里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刻的反思；90年代的文本主要是從存在的意義上揭示人們主體精神的全面喪失；新世界前十年，文本的主體精神是揭示存在的荒謬、卑劣和無恥；2011年以來，我似乎在慢慢與世界和解，好像是彼此為王，調整了視角與話語方式。

回想起來，我這三十多年的創作鮮有溫暖的文本，幾乎都是悲楚浸泡的文字，就連愛情也寫得苦澀憂傷。此刻，我突然感非常愧對自己的人生，愧對一如既往支持我的讀者。我干嘛不為他們寫一些溫暖、寧靜、甜美、幸福的文字。

   誰不想溫暖、寧靜、甜美、幸福呢？詩人的七情六欲更加旺盛，但是請一個時代寬恕我！請我的讀者原諒我！命定的，我的創作不是停留在存在的表象上，而是揭示表象背后深層的存在心理和文化心理；我更不想書寫喋喋不休的個人情緒，而是揭示存在意義上的整體的生存經驗；我要發現與指認世間的麻木、庸俗、無序、荒謬、卑劣與無恥……承受一切該承受的，贊美一切該贊美的，蔑視一切該蔑視的，熱愛一切該熱愛的……這是我常說的一句話，還是用這句話來勉勵自己吧……

好吧，也許是時候了，我該寫一些溫暖的文字了，我應該創造一個圣光朗照的世界了。

王愛紅：

     你最崇尚的外國詩人有哪些？中國詩人呢？

南 鷗

      國外的是艾略特，中國的是楊煉

王愛紅：

   你常說：詩人的存在，首先是心靈的存在，我非常贊同，請您談談你對這句話的感悟？

南 鷗：

      是的，我常說詩人的存在，首先是心靈的存在。但是這個心靈不是空洞的，不是虛無的，是我們的精神立場與人文理想，它具體由信仰、價值、尊嚴、道德、情感、美學這個六個基本要素構成，這六個要素是我們心靈天幕的具體彰顯。但是有了心靈還遠遠不夠，還得讓我們的心靈保持一種晝夜盛開的姿勢，才能從根本上保證了大千世界的萬事萬物都能夠進入我的內心，激活我的心靈，讓我們保持著敏銳的洞悉與具體的感知。也就是說，只有我們的心靈晝夜盛開，我們才能聽到萬事萬物的聲音，才能聽到神的聲音，我們寫下的文字才有可能具有價值和意義。

王愛紅：

      我看過您的一個長篇隨筆《詩人永遠居住在歷史的背面》，我想這其實反應的是詩人與一個時代的關系問題，請就這個話題談談您的感悟。

南 鷗：

   感謝愛紅兄的閱讀！關于這個話題，我節選部分2011年我獲首屆“中國當代詩歌獎”的獲獎感言大體可以回答兄的這些問題。

記得上世紀1984年，我寫下“一位天使手捧鮮花被打入地獄/一位魔鬼手持利劍被抬進天堂”的詩句；而在1990年我又寫下“子宮已經破裂，河水開始倒流/那些莊稼中途撤退，房屋和樹木成排倒下/魔鬼與天使已經公開同居/少女的乳房瘋狂變形……”等詩句。

   記得那些日子里，我還暗自責備自己，不要因為我的年幼和極端傷害了歷史。所以我撕毀了正在寫作的敘事長詩《先知與牧羊女》的手稿。1994年12月，當我結束了隱姓埋名整整五年的流亡生活，帶著剛剛出版的詩集《火浴》回到我的家鄉。僅僅五年時光，我感到自己好像突然降臨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我已經敏感地認識到：信仰在喪失，價值在倒塌，尊嚴在淪喪，道德在墮落，人格在扭曲，美在凋零……于是我找到了月亮這個意象，寫下了《月亮悄悄消瘦》。但是，當時我依然隱隱自責，可能是我誤讀了歷史。所以只是哀婉地寫道：大地剛剛收割，月亮悄悄/消瘦，所有的心靈如稻草散落地里/淚水太孤獨，無法留住一個時代/時間被拉入了深淵。萬物失明……然而十余年過去了，我們被現實抽打得體無完膚，我詩中所述更加觸目驚心，我晝夜都聽到靈魂凄厲的叫聲，看到人的心靈在價值倒塌、道德淪喪、心靈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現實氛圍之中的掙扎、絕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

      詩人何為，這是荷爾德林早就留給我的課題。在我看來，詩人應該是語言智慧與光芒的開掘者，是精神與情懷的捍衛者，是一個時代人文精神的標高，他所閃耀的獨立意志和精神品格，是一個民族最寶貴的精神元素，他是一個時代的圣者和歌王，他應該引領和呈現一個時代的精神與品格。這就要求詩人保持一種獨立、自由、擔當的精神稟賦和人格姿勢。也就是說詩人與一個時代的關系是非常微妙而隱秘的，是一種在隱秘的對峙中燃燒，在燃燒中對峙的關系。而正是這種隱秘的對峙和燃燒，賜予詩人高潔的靈魂。從這個意義上說，詩人是人類自由精神的守護神，詩人的天職就是捍衛一個時代的精神品格，再說具體一點，詩人要揭示世間的麻木、庸俗、無序、荒謬、卑劣、無恥，因而，真正的詩人只能居住在歷史的背面。

       其實，歷史也是無辜的，歷史也是被人牽著走的，是被人虛構的，甚至歷史晝夜都在遭受強暴。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就告訴了我：歷史分為“本體”和“認體”，而直至今日，我們無辜的人民僅僅看到歷史的“認體”。而更令人痛心的是，歷史本身也是受害者，它卻又反過來馴化、奴役人民的心靈。盡管如此，我還是可以原諒歷史。但是，我不能原諒我二十年前的幼稚和無知，我不能原諒所謂精英天下大逃亡！我更不能原諒當下那些人格已經病變的所謂精英。其實所謂的精英，也根本不值得我們諒解，因為他們早已在二十年前就已經迷路，他們將被一位牧羊女送回家去……

      那么，誰是牧羊女呢？她是我們善良、樸素而苦難的人民；那么我們的詩人們，如果我們認定詩歌是我們的宿命，我們是否應該俯下自己的頭顱，用我們的舌尖，蜷舔他們已經發綠的傷口……

                                                       2018年8月17日于貴陽南鷗書院

很長，可簡略。

不錯的訪談。

認真閱讀，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