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汽將近四十年的生涯，本想在四川度過余生的我，轉眼也到了該隨風而逝的年齡。如今，生活在幾千里路外的上海，回憶竟如此厚重，想“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恐怕也難。手機鈴聲一聲輕輕問候，心便頓時溫暖起來。在東汽企業文化的滔滔大河中，我很有幸成為其中的一朵浪花。漪漣雖小，但浪的歌喉始終是快樂的。即使是現在，我依舊能徜徉在夢想的路上，在大上海的詩歌之鄉—顧村，繼續從事著詩歌的創作，并擔任當地詩歌刊物的編輯，不能不要上溯到我和《曙光》文學社和相應刊物的夙緣。

我是從1979年開始寫詩的，比起70年代初就開始文學創作的東汽文壇許多老前輩來說，起步相對要晚，但離開東汽文壇的時間也晚得多，一直堅守到退休之后兩年，其跨度將近四十載，自嘲自己已成為見證東汽文壇滄桑變化的“活化石”了。當年的《曙光》刊物上曾發了我的第一首詩，題目是《時間篇》；還發了一篇散文，題目是《春天的歌》。初次投稿，便能一炮打響，心中頗有些自得，于是就勾起了我的創作**，一發而不可收拾了。那時的作品，從現在看來，無論是表現手法或是內容的提煉，都是非常稚嫩和淺薄，但卻是許多人的文學創作上必經之路。此后，我不僅寫過詩，還寫報告文學、散文詩、小說，甚至電視劇本，可以說患上了一種創作“饑餓癥”。我的大部分作品在《曙光》上發表了，例如小說《路》發表在1982年的《曙光》上，散文詩《在試驗臺》發表在1982年2期的《曙光》上，散文《汽輪機回想》發表在1983年2期的《曙光》上等，其特點是均以工廠的生活為背景，對工廠的開拓和發展進行贊美和謳歌。1982年3期的《劍南》（綿陽）上發表了我寫的詩《架線工》，這是我的第一篇外發作品。記得不久后，還專門和閆可亮去了一次綿陽，參加了劍南雜志社組織召開的小說創作會議呢。此后，就越寫越勤了，在省級刊物上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多了起來。那些年，我寫的散文詩《海戀》發表在《星星詩刊》上，詩《天涯海角》發表在《青年作家》上，散文詩《拓路人》和《倒春寒》發在了《黃河詩報》上等，都應該歸功于團結在《曙光》文學社周圍文友間的良好學術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