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觀長篇歷史敘事詩《一帶一路·華夏神州》之我見


一般說來，論詩，首先是詩人的事。臧克家先生說過：“以詩人之心論詩，自然知其意義與甘苦。”而我恰恰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詩人；尤其不是“新詩”詩人。沒有新詩創作的切身體驗，而要對詩作發表即便是“隔靴搔癢”的詩學見解與評價，也是一件“拿鴨子上架”的事。以下，對嚴觀先生的長詩《一帶一路·華夏神州》說點外行話，算做學習體會吧。
中國是詩的國度，古典詩歌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所生成豐厚的思想、文化、美學資源構成了中國文化的血脈。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辛棄疾等成為中國詩歌天空的耀眼明星。“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從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新詩開始，作為“適應中國新時代社會變革而產生的，從內容到形式都起了偉大變化的文學樣式，中國新詩也走過了百余年的歷程。在這一百多年的歲月中，從胡適、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 、何其芳、馮至、穆旦、朱英誕；到艾青、賀敬之、郭小川、邵燕祥、李瑛、公劉；再到舒婷、顧城、余光中、吉狄馬加、梁小斌……他們共同書寫了中國新詩的艱難探索的壯麗篇章。但是，新詩發展到今天，卻出現了令人尷尬的境況。正如南鷗所評價的那樣“……整個漢語詩歌現場，真正是有精神立場與人文品格的作品，真正與這個時代的存在圖景、血肉相聯的文本，真正獲得一種刀鋒般真切體驗的作品真是鳳毛麟角。”而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卻看到了嚴觀先生，“一個有著深厚理想的，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于一身，充滿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愛國主義思想的詩人。”看到了《一帶一路·華夏神州》為“我們徐徐展開的歷史巨幅畫卷”，聽到了他“從容而堅定、智性而冷靜”的“宏美的聲音”。
這部3萬字的宏篇巨制，是由《絲綢之路》七章和《鄭和下西洋》八章兩部分構成，堪稱史詩性作品。
這是一部輻射著宏大信息量和厚重歷史感的作品。
全詩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重點圍繞影響和改變歷史并促成人類文明史發生重大轉折的重大歷史事件——西漢絲綢之路的開鑿和明鄭和下西洋，向人們再現了漢武帝劉徹、張騫、衛青、霍去病、司馬相如、司馬遷和明成祖朱棣、鄭和、王景弘等一系列歷史人物和相關的歷史事件。并通過歷史的客觀陳述、人物的主觀獨語和作者的二度創作，向世人展示了古代中國對外開放的淵源；人類征服海洋的壯舉；中外各國間交流交往的歷程。在嚴觀的筆下，人們仿佛回到了“旗幡林立、泛白的照片般的遠古”，看到了漢武帝“平定閩越、南越、衛氏朝鮮,開發西南夷,經營西域,開辟絲綢之路”的赫赫武功和雄才大略。在“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爭鳴”的思緒中，眼前浮現出一串串熟悉的姓名。張騫的執著、堅忍、不辱使命：“未知多么兇險，未知如此迷人，拿著短刀，我敢于跳入蛟龍出沒的深潭，插上翅膀，我不猶豫飛向虛渺的太空。敵人，我用豪勇制服，面對死亡，凜然不懼；承諾，就是玉律，守信，就是金科。馬背上，盡情馳騁，步行中，一如駱駝。”“這個世界多么闊大、遙遠, 似乎永遠走不到盡頭。 天氣多么惡劣,前方如此險峻, 疲倦、干渴、饑餓, 豺狼、虎豹、毒蛇, 我一次一次戰勝！”開鑿西域的先行者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其他如衛青英武驍勇，威震大漠；霍去病勇冠三軍，封狼居胥；司馬相如辭宗賦圣，綠綺求凰；司馬遷忍辱負重，史書絕唱，都被詩人以動人的筆觸，豐富的想象，濃墨重彩地呈現出來，恰如一部引人入勝的詩劇，在宏偉壯麗的歷史背景下，展示出動人的風采。
第二部《鄭和下西洋》，以鄭和和虛構的明成祖朱棣“海上之旅”為敘事線索展開。格調莊重凝練，結構緊湊有序。既注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和揭示，又與寫實敘事的基調相融和。嚴觀用詩人的筆觸，展示了明代前期大明帝國的政治軍事優勢和開放的對外政策。尤其是鄭和作為和平使者，他的七下西洋壯舉，開拓了海外貿易，加強了中外文化、藝術、經濟等各方面的交流，開闊了國人的眼界。詩中對上述方面的描寫，曲折、細膩、形象、逼真。讓人有置身其境的感覺；而且就文本而言，也具有歷史、自然、地理、文化、科技教科書的作用。
這是一部智性與感性相結合的作品。
詩歌創作最難的是如何協調理性和感性這對立的兩極，實現人生經驗詩情化和詩情哲理化的統一。穆旦在抗日戰爭時期曾提倡一種“新的抒情”，即“有理性地鼓舞著人們去爭取那個光明的東西。”雖然，他是以“有理性”的標準，去批評一些詩歌以“過多的熱情的詩行，在理智深處沒有任何基點。”同時也批評少了激蕩的情緒，理性過多的詩作。在我看來，嚴觀在這個問題上是做了認真的探索，并付諸了實踐。他的詩具有智性。這來源于他自身的生活感受和人生經驗，但也并不滿足于這些生活感受和人生經驗的獲得；他更不愿意以直白的方式去表現這些感受和經驗，而是將這些感受和經驗加以提煉，并通過想象邏輯將其升華為理性，于是使作品獲得了智性與感性的有機結合。嚴觀的詩作中，理性和哲思時有閃現。他的詩作大多具有客觀與冷靜的知性維度，并由此呈現出“智性”的語言特色。“時代轉眼就到了當今，也有人曾經嘗試把握某一種存在，也有人毫不眷戀，革新與保守，各以自己的方式啜飲過去之水，回憶定格，是那么確定無疑。而羈旅中的行者，還在撫摸駝峰上的珠寶、搭袋里的美人，那遠去的城垛,宮階上的飲宴，猶如沙灘上的棄舟，仗劍俠士的茫然四顧……”詩人在這里十分冷靜地用夜郎王牂江邊的獨語來烘托斜暉中的夜郎國廢墟。在冷眼旁觀中審視歷史的必然；而詩人的情感在這種間接的描述中呈現出智性，感受升華為理性。
這是一部嘗試詩體解放的有益實踐。
“詩體解放”的口號始于胡適。它源于梁啟超1900年首倡“詩界革命”，更早當追溯黃遵憲所倡導的“我手寫我口”，“言文一致”說。胡適在《談新詩》中說道：“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稱得是一種‘詩體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復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里去。”詩體的解放正是20世紀中國新詩理論的濫觴。雖然胡適的“詩體大解放”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具有奠基作用，是當時時代精神的體現。但他的偏頗之處在于，“解放”僅僅是從語言文字的層面來理解這一文學革命。卻忽視或喪失了詩人的主體性與藝術想象力。“而‘用樸實無華的白描’等寫詩之法又極易將詩變成對生活的機械復制。”在這方面，郭沫若、宗白華等詩人都從各個角度論述詩體解放和詩體變革的可能性。但是，詩體的解放與變革必須伴隨著新詩的發展逐步實現。而在詩的觀念變化，詩的藝術審美本質，詩歌把握世界的獨特方式，詩人的藝術思維特征，詩歌的藝術語言等多個層面上，這一任務還遠未完成。嚴觀顯然是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他的詩歌創新中已開始進行了有益的嘗試。特別是注重了主體性的強化。
作為認識者的主體，是肉體、精神與社會性的三位一體，但“詩的創作主體，不是一般人，而是具有系統審美觀的詩人。”正如黑格爾所說的“詩的想象，作為詩創作的活動，不同于造型藝術的想象……在詩中起主導作用的是這種精神活動的主體性。”但丁說的更形象：“我是這樣一個詩人，當愛情激動我的時候，我按照它從內心發出的命令，寫成詩句。”當然，強調詩歌的主體性，并不意味著詩人的不同層次的情感都值得入詩。在黑格爾看來，詩歌以表現主體的情感為主，但主體的情感不應是褊狹、妄誕的，不應與民族精神脫離，而要經過理智的思考。一如普希金所坦言，“我的永遠正直的聲意，是俄羅斯人民的回聲。”正如吳思敬先生所說：“一個真正的詩人必須自覺地把自己與人民與時代融合在一起，讓自己的胸膛中流著民族的熱血，讓自己的脈搏和著時代的脈搏而跳動。這樣，他的詩歌越是個性的，越是主觀的，就越有普遍的價值。”嚴觀的《一帶一路·華夏神州》，正是在中國面臨百年之未有之大變局，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方針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命題之際，而奉獻的一部氣魄雄健，生力彌滿，感覺新鮮的力作。作品既是詩人的個人情感傾訴，同時也包含著超越詩人個人的，具有時代特色、反映民族和人民心聲的吶喊。
嚴觀詩歌創作的主體性，首先表現在對傳統詩歌模式的創新。這里的“傳統詩歌模式”既是指幾千年來的傳統詩歌寫作模式，也包括迄今為止的百年新詩曾出現過的寫作模式。在西方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詩歌的影響下，“他將浪漫主義表現手法和抒情方式，遷移其作品中，拓寬了詩歌的內容與表達方式。”雖然如此，在他的寫作中，仍習慣用簡明的方式表達內容 ，不太習慣用繁復的解釋和意象去闡明所謂的主題，這在《一帶一路·華夏神州》中俯拾即是。有時又特別追求語言的樸實和形式上的簡約。如司馬遷的低語：“心之力即是宇宙之力, 恒永在, 變通也永在。 規律而成律法, 約束而有自由。 律法即道。 以強力和愚魯破壞道的, 必被另一種強力所制。 設身處地,廣被恩澤。節制、公允、慈善、和美。”又如鄭和低語：“欣賞鋒刃，勢如破竹的完美；欣賞雷霆, 萬鈞之力的爆燃; 欣賞星辰, 不費燃油地長明夜空。 像風一樣, 恒久吹拂山川林木; 像春雨, 甘霖遍撒植物的須根……”。嚴觀詩歌創作的主體性還表現在對藝術特色的追求上。有評論家說：“‘神性’是嚴詩最具有魅力的特點。”他的這種 “神性”主要表現在強調自然的神性；更多的是描繪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在嚴觀的其他詩歌作品中表現的更為突出和明顯。
當然，作為非職業詩人的嚴觀，他雖然在幾十年的創作之旅中取得另人贊嘆的成就。但就《一帶一路?華夏神州》而言，也有值得商榷之處：如詩歌的整體風格似應更加一致；“詩家語”的錘煉運作似應進一步推敲；在結構上，第七節掠過西歐（演義）部分中的英法之戰與主題關聯不大，似應一帶而過。不知嚴君以為然否。
“林外觀林”之言，實屬皮毛之見。但愿不致唐突上品，誤導受眾。庶幾，心下稍安。


                                       郭興文
                                 2020年12月26日


郭興文,號枕石齋主。1952年生于遼寧盤錦。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遼寧省文聯名譽主席。當過知青，從過軍，1976年復員后長期從事地方工作，歷任縣委書記、市委常委 宣傳部長、市委副書記、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新聞出版局局長、省文化廳廳長、省文聯主席等。幼時受父親熏陶，喜讀文史。工作后，堅持習書作詩，讀帖研字，幾十年臨池不輟。曾應邀參加中國書協“著名書法家新疆采風團”。作品參加“海南建省30周年全國書畫名家邀請展”和第1-7屆《遼河情》書畫展。《中國書法報》以《深耕文化傳統，引領社會風尚》為題對其進行報道，并被中國書法報社聘為學術顧問。 出版有《往識集》(上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