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詩歌創作的“三化”警示（二） 馬啟代
二是僵尸化。就是那些主張技巧性、純藝術的寫作，也是吳冠中先生曾說過，光練技藝出不了大師。現如今，那么多高級知識分子其實很多是在冒充知識分子，那么多作家詩人很多精神麻木，惰性十足，其文本艱澀，故弄玄虛，還總以大師自居，這類寫作大多來自高校，我把它看做知識分子自我閹割、自我逃避和自我欣賞的自慰式寫作，事實上他們真得只能叫作“偽知識分子”。“盤峰論戰”之后，中國很多詩學問題和社會問題暴露在世人面前，詩人群體中的精神差異和美學分野也顯現無遺。民間寫作群體中的很多詩人在伊沙們不知疲倦的招引下繼續向口水化發展，還到世界各地兜售（其實是賣弄）自己的作品，充當當代中國詩歌的代表，甚至有人傲慢到唯我獨尊的境地。如果說他們的影響遍及整個社會，那么知識分子群體對在校大學生的影響更大一些，其影響所致不但割裂了“世道”，也割裂了“人心”，使大批寫作者從汲取西方滋養的模仿者發展到冒充西方的“假現代”。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談到百年新詩在“白”（從白話到口水）、“新”（從反叛到獵奇）和“西”（從先鋒到炫技）的狂飆突進中失魂落魄的“三度”失度，其中就談到了知識分子的僵尸化文本及其審美誤區。如果說“庸俗化”大量來自民間寫作，其中的反崇高成為沒有崇高追求的借口，后現代的解構成為他們放棄難度和精神高度的自殺口號。那么，“僵尸化”則大量來自知識分子寫作群體，他們中缺乏正常人類情感和體驗的故弄玄虛和裝神弄鬼導致文本缺乏生命經驗和生命活力，其書籍中的教條觀念成為文本蒼白和空洞無物的遮羞布。當然，他們中都有幾位優秀者，但未見更大的氣象。可以說，兩者為了涇渭分明都走了極端，背離了各自的初衷和愿望。另外，僵尸化的批評文本也多產生在學院派批評家中，王士強在《近年詩歌批評：豐富與貧乏》一文中多有反思，他身在學院之中，對大量流行的僵化批評有著少有的清醒認知和批判勇氣。如果批評既不能直面鮮活的詩歌現場和文本，又不能梳理和闡述作者和作品的豐富內涵和精神走向，一篇篇為了安全和高回報的項目而牽強附會引經據典所完成的所謂學術論文又有何意義和價值？ 三是體制化。也許體制化是造成平庸化和僵尸化的主要根源呢，因為如果體制不能保證“真”和“正”成為人們的共識，并流行于全社會，那么被圈養和意識上主動被圈養的作家詩人就會自然而然患上違背“真”和“正”的通病。他們根本忘記了或有意識放棄了或根本不知道作家和詩人首先應當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是第二個政府，是要站在雞蛋一邊發言的體制監督者和批評家。作家詩人不是政府和某組織的宣傳工作者。還是吳冠中所言，他說文藝的意義在于批判性。宣傳部、文化局、作協文聯是不一樣的機構，即便當下實質上很難分開，但你當作家詩人的最起碼心中要有底線。“真”是一切的前提，這在社會學、歷史學、哲學和美學上都是如此，藝術也不例外，看你從哪個層面去看，能否看到表面之下的深層。我倡導的“為良心寫作”首先強調說“真話”，當然，我已經多次說過，那是我的精神宣言。梁小斌先生把它提升到詩人所應秉持的旗幟和方向的高度上。“正”就是不歪不斜更不邪，寫作要守住生命中本質的感動。這不僅是“正心誠意”的“正”，它還需要深刻喚醒自我的良知和正義感，作為作家還要把它上升到人格尊嚴和文學精神。當然，體制化與體制不一樣，體制化就是鋼筋水泥化，是政治正確的寫作，離開“真”很遠，還自以為“正”，這類寫作因為大多是工作和任務型寫作，因為主體不夠清醒導致與主流意識價值觀高度重合，加上容易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認可，基本在體制層面享受現世的榮光，對于作家而言，其主體境界和個體意識愈加薄弱，其作品多成為時間的垃圾。自然，體制化是一種精神和意識的固化矮化鈍化甚至沙化，與真實生命的血性和藝術的野性相背離，事實上，這類寫作是無效寫作即偽寫作，多數加入主流話語的大合唱，最低也是幫閑的行為。但我承認并非身在體制內的作家都是體制化的，民間的很多作者其體制化熱情也很高漲。與此相連，很多批評文字都是教科書和社論思維方式和價值觀體現，成為助長平庸化和僵尸化的幫兇。這類文章有的還是國家級課題結題論文。更有甚者，如當前批評方方《軟埋》的一些文章，完全丟人現眼的文革再現，竟然還振振有詞，可悲可嘆又可憐！ 還是那句話，人學就是人性之學，真正的寫作應從大地與人心出發。葉延濱曾告誡詩歌作者要“不黑不黃不灰”，我沒有給他們冠之色彩，而是認為有這樣三種現象值得警惕。不要去為了茅獎魯獎甚至諾獎去寫作，更不要整天參加比賽，我不是反對大量的比賽，但那卻不是產生真正詩人的活動——這話有點絕對，但肯定有道理。當你與這些獎項保持距離的時候，你“沉”下來寫作，也許會離真正的榮譽更近。我曾多次講過，科技永遠向前走，而藝術永遠指向后。如果說這是一個平面的比喻，那么我們也可以說，藝術所謂的永無止境并非單指高度，還指深度。因此我可以告訴大家，我這個出版了22部詩文集的人感覺自己不是因為這些書墊高了自己的海拔，而是讓我的目光看到的更高遠也更深邃，用立體的比喻來說，我感覺自己是不斷向著那些美好的過去和深處向下“沉”的，“沉”入生命經驗的底部，“沉”入生活的細微處，“沉”入名利的枷鎖之外。馮驥才在韓美林先生的美術展覽會上曾說，藝術的來源其實就是兩個地方，一是遠古，二是民間。這與我自己的體悟吻合。與作協體制比起來，民間就是一種精神，而不僅僅指一個作家的社會身份。你身邊的很多人崇尚所謂的“高、大、上”，殊不知，真正經得起時間檢驗的都是“低、小、下”所構成的作品，因為它們與大地自然、心靈悸動和蕓蕓眾生離得更近，有著同病相憐的血肉之親。沒有幾個人達到偉大的境界，不過心中要存在偉大的向往，這樣想想，你就會擁有更多偉大的情感和精神感應。 這不是一個常規時代，而是一個充滿大變局的時代，是一個可以孕育甚至產生偉大精神和詩篇的時代。 （馬啟代，詩人，詩評家，“長河文叢”《山東詩人》《長河》主編。曾獲第三屆當代詩歌獎創作獎、首屆亞洲詩人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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