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邵洵美的詩

吳思敬

（首都師范大學 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北京 100048）

    內容摘要：在中國新詩史上，邵洵美是一位獨具特色，但又飽受爭議的詩人。邵洵美的詩歌屬于特定時代、 特定階層的文人寫作，青春期的躁動，再加上濃厚的唯美主義色彩，在上世紀20年代后期的詩壇上一出現， 立即引起了褒貶不同的反響。1949年以后，邵洵美的名字在詩壇消失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一批被埋沒的作家重新被發掘出來，邵洵美也在其中。邵洵美是有詩的才華的，盡管由于時代、 環境與個人經歷的局限，他的詩作在哲理的深度與對人性的深層體認上尚有欠缺，他的愛情詩還未能展示 出靈與肉、情與欲的復雜糾纏，某些“頹加蕩”風格的作品，更是損傷了他在部分讀者中的印象，但這并 不影響在中國新詩史中給他一個恰當的位置，并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

    關 鍵 詞：邵洵美；新詩；愛情詩；唯美主義

    DOI：10.13885/j.issn.1000-2804.2023.05.012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示碼：A    文章編號：1000-2804（2023） 05-0129-09

  在中國新詩史上，邵洵美是一位獨具特色，但又飽受爭議的詩人。他1906年出生于一個達官后人之家，年紀輕輕便開始寫詩。21歲出版詩集《天堂與五月》，22歲出版詩集《花一般的罪惡》，30歲隨著他的帶有總結性的第三本詩集《詩二十五首》的出版，他的新詩創作也就大致結束了。

一

   邵洵美一生做過許多事，作為作家，他寫過詩歌，寫過隨筆，寫過小說，寫過文論，寫過回憶錄……他主編過刊物，還是位翻譯家和出版家，但他最看重的還是自己的詩人身份，他在詩里寫道：“你以為我是什么人？/是個浪子，是個財迷，是個書生，/是個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錯了，你全錯了；/我是個天生的詩人。”（《你以為我是什么人》）。

     邵洵美的詩歌屬于特定時代、特定階層的文人寫作，青春期的躁動，再加上濃厚的唯美主義色彩，在上世紀20年代后期的詩壇上一出現，立即引起了褒貶不同的反響。

    陳夢家說：“邵洵美的詩是柔美的迷入的春三月的天氣，艷麗如一個應該贊美的女人。”

    柴樹鐸說：“邵洵美的詩卻另有一種風格，……有聲，有色，有情，有力。自從有了新詩，這樣的詩我還是第一次讀到呢。”

    沈從文說：“邵洵美，以官能的頌歌那樣感情寫成他的詩集。贊美生，贊美愛，然而顯出唯美派人生的享樂，對于現世的夸張的貪戀，對于現世又仍然看到空虛。另一面看到破滅。”

    蘇雪林則稱“他可謂中國唯一的頹廢詩人。第一，強烈刺激的要求和決心墮落的精神。第二，以情欲的眼觀照宇宙一切。第三，對于生的執著。”

……

      諸家評說，觀點不一。等到抗日戰爭爆發，當邵洵美自己也唱起了《游擊歌》的時候，對邵洵美早期詩歌也就很少有人談起了。那時邵洵美正在日偽控制下的上海秘密從事抗日活動。環境十分兇險，他全然不顧安危。此舉得到黨中央領導肯定，2015年中央臺曾專題報道。但1949年以后，直到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所出版的各種文學史，包括臧克家所寫的帶有詩歌簡史性質的長文《“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以及北京大學中文系六位學生撰寫的《新詩發展概況》，對于邵洵美的詩作，均無涉及。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一批被埋沒的作家重新被發掘出來，邵洵美也在其中。南京師范學院《文教資料簡報》（內部刊物）、《湖州師專學報》、《新文學史料》等刊物陸續推出邵洵美研究資料專集或專輯，有關邵洵美的論文先后出現了數十篇。進入新世紀以后，邵洵美的名字終于在新詩史當中出現了。

  陸耀東的《中國新詩史（1916-1949）》第二卷第四章“《新月》（后期）詩人群”，為邵洵美單列小標題，用了12頁的篇幅介紹了邵洵美的詩。最后有一段總結性的論述：

    對于邵洵美的詩，有關詩學和技藝上的問題并非關鍵，最有爭議的是他詩中的“頹加蕩”的因素、成分或者說色彩，是否可以作為評價邵洵美詩的“一票否定”。我以為，第一，外國19世紀詩歌史上有過之無不及的同類的錯案（《草葉集》和《惡之花》），早已改正了，我們在20世紀、21世紀不應制造新的錯案。第二，邵洵美的詩最成問題的，也不是“淫”詩。第三，他并非全盤肯定這種“頹加蕩”。他，作為接受魏爾侖影響最大的詩人，作為在詩藝上有特色、藝術上較圓熟的詩人，中國新詩史是不應將他排除在外或僅僅是作為批判對象出現的詩人。

  張新的《20世紀中國新詩史》在第三編第一章“后期新月派的分化”中，則用了17頁的篇幅著重論述了邵洵美詩歌的唯美主義特色。

    如今，邵洵美的詩歌被重版，被譯介，受到國內外關注：

   《花一般的罪惡》被遴選為傳承新文學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是2018年星漢文庫出版的“新文學經典”50本之一。

美國Swindall 教授與山東理工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孫繼成合作翻譯的The Verse of Shao Xunmei（《洵美詩選》）于2016年在美國出版，含《天堂與五月》和《詩二十五首》。

   2017年孫繼成教授受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士Susan Daruvala 邀請，到三一學院做講座《洵美詩選的譯路回望》。

    日本立命館大學的城山拓也教授參與編選的《中國現代文學杰作選》，邵洵美的詩集《花一般的罪惡》中有12首入選。

   這一切均表明，被歷史的浮塵掩埋的邵洵美終于出土了，對邵洵美的研究已回歸到正常的學術軌道。最近，《邵洵美全集·詩歌集》即將由上海書店出版社正式推出。這部詩集不僅包含了邵洵美生前自己編定的《天堂與五月》、《花一般的罪惡》、《詩二十五首》，還包括佚詩，其中有邵洵美夫人盛佩玉所收集的邵洵美從未發表過的詩歌，從而為讀者，也為學界研究邵洵美的詩歌提供了一個完善的版本。

二

   翻開邵洵美的詩集，可以發現愛情詩在他的詩歌創作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朱自清在談新詩誕生后頭十年新詩創作的時候，說過這樣一段話：“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為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更是沒有。這時期新詩做到了‘告白’的一步。《嘗試集》的《應該》最有影響，可是一半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繳繞上。康白情氏《窗外》卻好。但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是‘湖畔’的四個年輕人。” 邵洵美應該說是繼“湖畔詩人”后，在上世紀20年代致力于愛情詩創作最勤的詩人了。這與邵洵美寫詩的高峰階段正處于青春期有關。實際上，他詩集里的多首悠美纏綿的情詩是為自己的妻子寫的。

  邵洵美本名邵云龍，在外祖父盛宣懷的喪儀上，與表姐盛佩玉相遇，一見鐘情。他知《詩經·鄭風·有女同車》中的“佩玉鏘鏘”，為表姐名字之本，遂從同一首詩“洵美且都”句中取“洵美”二字為名，以示愛慕。為愛而改名，且此名用了一生，這可視為邵洵美用行為寫了一首動人的愛情詩。接著他寫了《Z的笑》，是抒發他定情后幸福、滿足的心情。去英國留學前夕，盛佩玉為他織了一件白色的毛背心，他滿懷深情寫了一首《白絨線馬甲》：“白絨線馬甲呵！/她的濃情的代表品，/一絲絲條紋/多染著她底香汗；/含著她底愛意；/吸著她底精神……/白絨線馬甲呵！/我將你穿在身上，/我身負重任了！/我欠了無上的債了！/心窩里添了無數的助燃品了！”睹物思情，直抒胸臆，真切動人。1926年，他由歐洲返回中國，在海上航行時，面對大海，觸景生情，寫了一首《愛》：“海面千萬條光魚/和浪兒拼在一起；/這便是愛，/這便是愛的真諦。//一條山睡在霧里，/霧將山攏在懷里；/這便是愛，這便是愛的原理。//雨珠兒盡吻著海，/海將雨吞在心里；/這便是愛，/這便是愛的神秘。//海水叫月月不語，/浪兒化作點點淚；/這便是愛，/這便是愛的滋味。”詩中用“光魚與浪兒”、“霧與山”、“雨珠兒與海”、“海水與浪兒”這四組意象，形象地揭示了他對愛情的向往與理解。

  在此前后，他還寫了《春天》、《我忍不住了》、《來吧》、《愛的叮囑》、《我是只小羊》、《戀歌》、《女人》、《一首小詩》、《聲音》、《天和地》、《季候》等。這些詩歌大都收在《天堂與五月》和《花一般的罪惡》兩本詩集中。這兩本詩集是邵洵美贈給他愛妻盛佩玉的。《天堂與五月》扉頁上印著“給佩玉”三個字；《花一般的罪惡》的封面，邵洵美更親自刻印了一朵大大的茶花，這是因為盛佩玉在茶花盛開時出生，盛宣懷為她取小名“茶”。

  邵洵美的愛情詩既有浪漫派詩人的熱烈大膽的傾訴，又有象征派詩人的隱喻與暗示。像這首《季候》：

初見你時你給我你的心，

里面是一個春天的早晨。

再見你時你給我你的話，

說不出的是熾烈的火夏。

三次見你你給我你的手，

里面藏著個葉落的深秋。

最后見你是我做的短夢，

夢里有你還有一群冬風。

     詩人用春夏秋冬四季的氣候變化，來暗示一對戀人初識、熱戀、冷淡到分手的過程。氣候的變化與感情的起伏交織在一起，給人留下的是對曾經愛情的深深懷念與失去愛情的無限悵惘，言有盡而意無窮。

再如《我是只小羊》：

我是只小羊，

你是片牧場。

我吃了你我睡了你，

我又將我交給了你。

半暗的太陽，

半明的月亮，

嬰孩的黑夜在招手，

是小羊歸去的時候。

小羊歸去了，

牧場忘懷了。

我是不歸去的小羊，

早晚伴著你這牧場。

  用小羊對牧場的依戀，來暗示對情侶的忠貞不渝，意象新穎，情感動人。這首詩收在詩集《花一般的罪惡》中，于1928年出版。西部歌王王洛賓出生于1913年，當他寫出那首膾炙人口的《在那遙遠的地方》，唱出“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的時候，不知他是否讀過邵洵美的這首《我是只小羊》？

三

  邵洵美早期詩歌創作有兩個階段，其分水嶺是在1928年5月《花一般的罪惡》的結集付梓。同年10月，邵洵美在《獅吼復活號》的第4期發表了評喬治·摩爾的《純粹詩》，他說：“摩爾認為，詩是立于音樂與圖畫之間的。他覺得有許多字里有不可解釋的音樂的誘惑力。……純粹的詩便是美的描寫。”1929年4月，他在《金屋月刊》第4期發表了《永久的建筑》一文，認為“用自然界的一切作詩的材料，詩就是永久的建筑。”于是，我們看到他在《獅吼復活號》里的6篇詩歌、《金屋月刊》里的16篇詩歌的風格與他早期的那兩本詩集是有明顯不同的。

  綜合前后兩個階段，可以發現邵洵美詩歌創作盡管以愛情詩為主，但也并未完全局限于愛情，而是涉及到自我、自然、歷史、神話、人物等，構成了一個絢爛多姿的詩的世界。

  作為一位抒情詩人，邵洵美能夠坦誠地敞開自我。他在1926年留學回國的海船上，想到時光荏苒，不知不覺間已是21歲了，慨嘆時光已逝，而事業無成，心有所感，便寫了一首《十四行詩》：“生命之樹底稀少的葉子，/被時光摘去二十一片了。/躲藏在枝間巢中的小鳥，/還沒試用他天賜的羽翼；/……啊這柔嫩而稀少的葉子，/片片數來有幾個二十一？”21歲正當青春年華，他卻有時不我待之感，流露的生命意識，令人感慨。

  邵洵美自許是個“天生的詩人”，他以夢的形態，描繪自己走進了一個詩的天國：“走進一個園門，那里的花都能/把他們的色彩芬芳編成歌曲，/做成詩，去唱軟那春天的早晨”。那里的樹枝、花陰、泉水、山谷都認識他，盼著他歸來，要他吟詠，要他“為我們裝飾，為我們說誑”。詩的結尾，詩人寫道，“我完全明白了我自己的運命：/神仙的宮殿決不是我的住處。/啊，我不要做夢，我要醒，我要醒”（《洵美的夢》）。這個夢描述了邵洵美早年的詩歌理想及其蛻變過程，正如他自己說：“這種‘少壯的炫耀’，寫了《洵美的夢》便盡竭了”（《詩二十五首·自序》）。他不斷地流露出“做不成詩人”的失落之感：“黃了青葉都將飛去，/天空是灰色湖是瘴氣；/啊，詩人做不成了，/秋風吹盡了春意。”（《詩人做不成了》）。他還把這種心態凝聚為“死了的琵琶”這一意象：“這是一只死了的琵琶，/他再不能歌唱再不能說話；/他已沒有要講的故事，/他已不想把才子去配嬌娃”。在1933年發表的《自己》一詩中，他對自己前半生做了一個小結：“我認識這是我自己，默數著/夜鶯嘴里三百六十五個日子：/這些不適用的鉛印的記號。//已不是一次，我疑心上帝撥錯了/算盤珠，結果是不準確的答數……”。這是經過幾年的生活的挫折與磨洗后，詩人對人生“行路難”的領悟，離早年青春期的躁動則漸行漸遠。

  在歐洲留學期間，邵洵美以圣經中亞當夏娃偷食禁果的故事為依據寫出了長詩《天堂》；以中國古代花木蘭故事為題材寫了長詩《花姊姊》；在巴黎面對莎茀畫像寫出了《莎茀》，在這些詩中顯示了他深厚的中西文化的底蘊，以及把文化轉化為詩的能力。在留學返國途中經過地中海所寫的《漂浮在海上的第三天》，目睹海浪滔滔，喚起歸家游子對戀人的深深思念。歸國以后，隨著生活閱歷的擴展，詩的境界逐漸廓大，寫出了《Sphinx獻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你背上是幾千萬頃的沙石；/你身后是幾千萬重的山峽；/你目前是幾千萬里的河流；/你耳旁是幾千萬聲的呼吁……”這壯觀的意象，磅礴的氣勢，顯示出邵洵美的另一種情懷，另一種筆墨。此外，他的懷親之作《呈祖母之靈》、《母親》，以樸素的語言與親人對話，真摯感人。《天上掉下一顆星》是悼念詩人徐志摩的：“你缺少忍耐像中秋的潮水等不及風，/向著海洋撲去，在海洋里不見了/他自己；你也等不及自己的羽翼/豐滿，就借著人家的翅膀去飛。/風追不上你，云不敢把你黏住……”這是對徐志摩遭遇空難的詩化處理，充滿奇想，充滿深情。結尾的兩行：“啊，志摩，誰相信當秋深的夜半，/一群幽綠的磷火里會有你！”把懷念之情轉化為意象圖景：悲傷的氣氛融入幽暗的秋夜，半明半暗的磷火里閃現著詩人的亡靈，堪稱悼亡之作的神來之筆。

四

  邵洵美詩歌中，最引起爭議的是那些帶有“頹加蕩”色彩的詩。邵綃紅在《詩歌集編后小言（一）》中說：“頹廢，原來出自法文的decadant，不知什么人音譯為頹加蕩，讓人覺得又頹喪又荒蕩”。這類作品包括《花一般的罪惡》、《春》、《五月》、《頹加蕩的愛》、《恐怖》、《墮落的花瓣》、《甜蜜夢》、《Ex dono Dei》、《情詩》、《牡丹》、《新嫁娘》、《風吹來的聲音》、《蛇》等。

  邵洵美寫出這類詩作無疑是受到19世紀后期英法唯美主義作家的影響。邵洵美從小在教會學校讀過許多外國詩，18歲即赴英國留學，國內的新詩反而接觸得較晚，連胡適的《嘗試集》也是過后才看到的。相反，正如邵洵美所說：“外國詩的蹤跡在我的字句里是隨處可以尋得的…… 我的詩的行程也真奇怪，從莎茀發見了他的崇拜者史文朋，從史文朋認識了先拉斐爾派的一群，又從他們那里接觸到波特萊爾，凡爾侖”（《詩二十五首·自序》）。

  19世紀后期西方唯美主義作家認為，藝術的使命在于為人類提供感觀上的愉悅，而并非承載某種道德。他們追求單純的美感，認為“美”才是藝術的本質，主張生活應該模仿藝術。他們或則憤世嫉俗，關注丑陋事物，書寫都市之惡；或則放浪形骸，宣泄情欲，歌唱醇酒美人，強調官能陶醉。邵洵美對唯美主義詩人的主張有深刻的理解，他曾這樣評論史文朋和波特萊爾的詩：“他倆的詩都是在臭中求香；在假中求真；在惡中求善；在丑中求美；在苦悶的人生中求興趣；在憂愁的世界中求快活；簡括一句說，‘便是在罪惡中求安慰’”，邵洵美歸結的史文朋和波特萊爾的詩歌理念，其實也正是他早年在詩歌創作中所奉行的原則。

  邵洵美那些具有“頹加蕩”風格的詩，盡管與英法唯美派詩人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就二者的詩歌底蘊與精神內涵而言，還是有不少差異的。英法唯美主義作家詩作中充斥的頹廢情調與色情意味，從表面上看是對現實生活的厭倦與逃避，實際上則有對現實的不滿與反抗，企圖在感官享樂中求得精神安慰，實現靈魂的自我拯救。而邵洵美缺少王爾德的特立孤行的膽魄和波特萊爾對黑暗現實的反抗，他向往的是唯美主義詩人所持的享樂主義的人生態度。他對喬治·摩爾的《一個少年的懺悔錄》十分認同：“啊，這才是我理想中的懺悔錄嚇，我羨慕他的學問淵博，我羨慕他的人生觀，他也和王爾德一般張著唯美派的旗幟，過著唯美派的生活，不過王爾德帶著些頹廢派的色彩，而他卻有一種享樂派的意味。我以為像他那一種生活，才是真的生活，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生活” 邵洵美之所以贊賞喬治·摩爾的主張，與邵洵美早年的生活經歷是分不開的。邵洵美是清末高官后代，家財豐厚，從小養尊處優，“少年不識愁滋味”，不諳底層的苦難，不懂生活的艱辛，所以接受喬治·摩爾的影響，取一種享受人生的態度，是很自然的。不過他與養尊處優安于享樂的富家子弟還是有所不同，甫一回國，他就結識不少文壇畫壇前輩，沉湎書齋，讀書寫作編輯出版，高朋滿座談天說地是他的樂事。

  就邵洵美早期詩歌中放蕩情欲與官能享樂的成分而言，想來除去受唯美主義作家的影響外，還與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相關。邵洵美幼年在家塾就讀，他自稱七歲開始讀《詩經》，十一歲讀《唐詩三百首》。十五歲進了學校，中文教授是一位浸沉于艷體詩的才子。應當說，他中國古典詩詞的修養是相當深的，他曾用英文寫過《孔子論詩札記》。不過就其詩作看來，古典詩歌中元白一派的帶有現實主義色彩的詩對他影響不大，晚唐五代的傷感無奈、纏綿悱惻的詩風卻對他影響頗深。而他那些“頹加蕩”的詩作則可直溯梁陳宮體詩。劉肅《大唐新語》記載：“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這類詩作筆涉情事，綺語聯翩，色彩濃麗，多用來描寫女性和表現男女艷情。在邵洵美“頹加蕩”類的詩歌中，明顯能看到這類艷詩的影子。

  還應注意到，邵洵美這類詩歌所描繪的美女，不是維納斯式的高潔的女神，而是與罪惡聯系在一起的妖媚有毒的女人。他在詩中一方面是欣賞美女、贊美美女、與美女同歡：“朋友，你一生有幾次春光，/可像我天天在春中蕩漾？/怕我只有一百天的麻醉，/我已是一百年春的帝王”（《花一般的罪惡》）；另一方面，又渲染美女有罪，美女邪惡，美女可怕。詩人寫了一位“仙妖”,自稱“我已犯了花一般的罪惡，/去將顏色騙人們的愛護/……我看著一個個卷進漩渦，/看著一個個懊悔而咒咀，/說我是蛇蝎心腸的狐貍”（《花一般的罪惡》）。像這類把美女與罪惡聯系起來的詩句，在邵洵美的詩作中多處可見：“啊欲情的五月又在燃燒，/罪惡在處女的吻中生了”（《五月》）。“你是西施，你是浣紗的處女；/你是毒蟒，你是殺人的妖異：/生命消受你，你便來消受生命”（《Madonna Mia》）。“美人是魔鬼，/愛了你，/她總是沾污你，/一定的”（《墮落的花瓣》）。

  把美女與罪惡、狐貍、毒蛇、魔鬼、死亡聯系在一起，這想法并不新鮮，實際與中國傳統中“紅顏禍水”的女性觀是一脈相承的。邵洵美說他“常讀舊式方言小說”（《詩二十五首·自序》）。《紅樓夢》中所寫的“風月寶鑒”，正面看是美女，背面看是骷髏，脂硯齋對此有過批注：所謂“好知青冢骷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是也。在《頹加蕩的愛》一詩中，詩人借“白云”的意象寫放蕩的愛：“和這一朵交合了，/又去和那一朵纏綿地廝混”。結果則是可怕的：“在這韻的色彩里，/便如此嚇消滅了他的靈魂”。這種寫法，彰顯了詩人“戒邪淫”的批判動機。陸耀東教授在他的新詩史中稱邵洵美并非全盤肯定這種“頹加蕩”，也許正是從這點而言的。

  此外，旅美中國詩人許芥昱在1963年曾編過一本英文版《20世紀中國詩選》，在所收的邵洵美的詩作前面，許芥昱做過這樣的簡介：“邵洵美在為他的詩集的更名中可以看出，他對感官的贊頌并非沒有道德性謹慎的痕跡。他1927年首先問世的詩集題名為《天堂與五月》，而次年出版的詩集則以《花一般的罪惡》為題。在他的詩里，他似乎一方面主張感官的真實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而另一方面，他則帶著一絲譏諷的笑，承認肌膚是誘惑和暗示，那是罪惡。”

  邵洵美的《天堂與五月》、《花一般的罪惡》這兩本最早的詩集，有一首共同的《序曲》：

我也知道了，天地間什么都有個結束;

最后，樹葉的欠伸也破了林中的寂寞。

原來和死一同睡著的；但這須臾的醒，

莫非是色的誘惑，聲的慫恿，動的罪惡？

這些摧殘的命運，污濁的墮落的靈魂。

像是遺棄的尸骸亂鋪在凄涼的地心；

將來溺沉在海洋里給魚蟲去咀嚼吧。

啊，不如當柴炭去燃燒那冰冷的人生。

  詩人把這首詩放在兩部詩集的最前邊，是有深意的。他把“摧殘的命運”、“污濁的墮落的靈魂”與沉溺、毀滅聯系在一起，自己則愿意當“柴炭”燃燒，去溫暖那冰冷的人生。這表明他把聲色的誘惑看得很透，也有自己的向往。此詩某種程度上體現了詩人的初心，卻并未得到普遍的理解與認同。

五

  1931年11月徐志摩意外罹難，《詩刊》隨之消失。邵洵美不再有心思寫詩。次年日軍制造“一二八”事變，邵洵美義憤填膺，接連寫了許多時政評論。再見到他的詩，是1933年在《詩篇》上刊登的那些“純粹詩”，有《聲音》、《自然的命令》、《天和地》以及《Undisputed Faith》等，也就是在《詩二十五首》自序中他強調自己“從詩作《女人》開始在肌理上用功夫之后的詩作。”1934年他在《一個人的談話》中說到：“一切現代詩人的作品，還是最近五年里面才認識的，我希望我現在已跨進了愛里奧脫（引者按：艾略特）所說的第三個時期。也就是成長的時期，脫離了束縛；批評的本能蘇醒了。它會尋出每一位詩人的特點，和他所學不像的地方。這時候，他便能辨別出詩的偉大的地方了。哪一天，你的趣味成長了，哪一天你便會有真正自己的作品。”這段話表明了邵洵美由受唯美派詩人影響，到受現代詩人影響的轉變。這恰可與邵綃紅的一段回憶相印證：“1998年我拜訪父親的老友施蟄存伯伯。他告訴我：‘洵美早期是個詩人，他留英時正是19世紀王爾德、史文朋等唯美主義流派在英國流行，所以洵美早期是唯美派，后來就不是唯美派了，就是現代的了。他跟徐志摩在一起，受徐志摩的影響；后來跟林語堂在一起，他就受林語堂的影響。’”（《詩歌集·編后小言（一）》）

  《詩篇》之后沒有再看到邵洵美的詩作出現。一方面忙于他的出版事業，親自編輯三本刊物；一方面他轉向新詩理論研究與文學理論研究。直到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役之后，他在1938年《自由譚》的創刊號上，以筆名“逸名”發表了《游擊歌》。這首詩的寫作很有戲劇性。英國詩人奧登等來華采集中國抗日的新聞，與邵洵美訪談時，奧登說：他沒有發現過一篇像樣的有關抗日的中國詩。邵洵美聽了隨口說：“怎么沒有？”隨即用英文寫出了這首詩，奧登將此詩收入《戰地行》一書，題為《敵后中國游擊隊之歌》。邵洵美則把所寫的這首英文詩譯為中文，即是這首《游擊歌》。此詩寫出抗日游擊隊與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慨，并運用了擬民歌的形式，與邵洵美早期詩歌，適成明顯對照。實際上，自從抗日戰爭爆發，在民族危機面前，邵洵美的詩歌觀念有了重大的變化。“八一三”后，上海孤島期間，他在《中美日報》，一連發表三十一篇“金曜詩話”，系統闡述了他的詩歌主張。其中有一篇題為《抗戰中的詩與詩人》，他在文中提出，在抗戰時間的詩已不能與太平時間的詩相提并論了，“所以在這抗戰中，談起詩來，我們可以說：‘發生宣傳效用的詩便是好詩。’……譬如說，抗戰中的詩，對于形式方面的要求便決不會與平時一般復雜。……至于內容，那么，像英國批評家吉爾克在他的新著《現代詩的鑰匙》中說，簡單得可以用一只手來記數。他說，第一是勇敢，第二是毅力，第三是服從，第四是好斗。此外的一切便是不需要的了，而一切的爭辯也都是多余的。所以在目前，凡是能表現上面這幾個現象的詩，便是一首好詩。”在民族危亡的時刻，邵洵美詩歌觀念的改變，被當時上海的進步文人注意到。以致到了1957年，臧克家帶了新創刊的《詩刊》給邵洵美，《詩刊》上登載了毛澤東的詩和他《關于詩的一封信》。上海《文藝月報》急速特邀邵洵美寫了篇《讀毛主席關于詩的一封信》，發表在該刊1957年7月詩歌專號上，這可能是因為《文藝月報》副主編唐弢1938至1939年間在《中美日報》上讀過他所發表的《金曜詩話》。

六

  邵洵美開始寫詩，是20世紀20年代后期，此時距新詩誕生不過十年。朱自清先生所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是新詩誕生后第一個十年的選集，選了邵洵美的三首詩：《昨日的園子》、《來吧》、《我是只小羊》。朱自清的“導言”沒有談邵洵美的詩，但在“詩話”欄中有邵洵美的簡介，引用了沈從文的話：“以官能的頌歌那樣感情寫成他的詩集。贊美生，贊美愛，然而顯出唯美派的人生的享樂，對于現世夸張的貪戀，對于現世又仍然看到空虛”。請注意這段引文，比起文章開頭我所引用的沈從文的那段話，朱自清刪去了最后的“另一面看到破滅”這幾個字，這一引一刪之間，似間接地流露了朱自清對邵洵美詩歌的看法。

  邵洵美通常是被納入新月派這一詩人群的。這一派詩人有個重要特點，就是朱自清所歸納的：“他們要‘創格’，要發見‘新格式與新音節’。聞一多氏的理論最為詳明，他主張‘節的勻稱’，‘句的均齊’，主張‘音尺’、重音、韻腳。” 而邵洵美的詩學主張與聞一多卻有相當的差別。他強調的是形式的完美：“形式的完美便是我的詩所追求的目的。但是我這里所謂的形式，并不只指整齊；單獨的形式的整齊有時是絕端丑惡的。只有能與詩的本身的‘品性’諧和的方是完美的形式”（《詩二十五首·自序》）。這表明邵洵美盡管意識到格律的重要，也在詩中試驗了多種格律，但他并不想建立一種統一的大家都來遵循的格律，不強調表面的整齊，而是贊賞史文朋的話：“我不用格律來決定詩的形式，我用耳朵來決定。”（《詩二十五首·自序》）。史文朋，現譯斯溫伯恩，翻譯家汪飛白認為“斯溫伯恩的詩像音樂作品，他的回旋曲是無匹的”。 此外，邵洵美所欣賞的凡爾侖，也是一位強調詩歌音樂性的詩人，他將詩的音樂性與內心的情緒流揉合在一起，表達出詩人的痛苦與無奈。在邵洵美的詩作中，明顯地看出斯溫伯恩與魏爾倫的影響。他的短詩、小詩，音韻和諧，朗朗上口，像《戀歌》：

碧玉的天池，

白璧的云荷；

云荷只生在天池中，

天池中只生著云荷。

天池便是你，

云荷便是我，

我只生在你的心中，

你心中只生著個我。

  再如《女人》，集中體現了邵洵美對完美形式的追求：

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

我敬重一首唐人小詩——

你用溫潤的平聲干脆的仄聲，

來捆縛住我的一句一字。

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

我疑心一彎燦爛的天虹——

我不知道你的臉紅是為了我，

還是為了另外一個熱夢。

  

  針對這首詩，邵洵美做了如下的說明：“形式上是兩段整齊的四行詩，字數前后一樣，韻節卻有變化。這首詩寫又驚又喜的性情，并說一個人同時可以有兩種感覺。前段因為是寫敬重與驚畏，所以抑多于揚；后段因為是寫疑心與快樂，所以揚多于抑；在詞藻上，在韻節上，在意象上，我要求能得到互相貫通的效果”（《詩二十五首·自序》）。邵洵美具體談自己詩歌創作的例子并不多，由這段話可以看出他在構思上所下的功夫，稱得上是苦心孤詣。

至于他的長詩《天堂》、《花姊姊》、《聲音》，更是突破了“節的勻稱”、“句的均齊”的限制，把聲音的疾馳、舒緩與停頓，轉換為自由的建行，隨著詩人感情的波動，詩行發生長短、參差的變化，或一泄千里，或短促如鼓，或錯綜回環，詩歌的情、景、音完美的融合為一體。

  邵洵美所追求的形式的完美，除去基于聲音流暢的韻律外，更強調與詩歌本身的“品性”諧和，為此詩人突顯了意象與象征的功能。他認為詩歌除了新奇的詞句，鏗鏘的音節，更重要的還有詩的意象。艾略特說過：“意象來自他從童年就開始的整個感性生活。我們所有人，在一生的所見、所聞、所感之中，某些意象（而不是另外一些）屢屢重現，充滿著感情，情況不就是這樣嗎？一只鳥的啁啾，一尾魚的跳躍，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一朵花的芳香，德國一條上山路上的一位老婦人……這樣的記憶會有象征性的價值，但究竟象征著什么，我們無從知曉；因為它代表了那種我們的目光不能透入的感情深處”。呈現于邵洵美詩歌中的意象是異態紛呈，十分豐富的，大體可分為描述性意象、比喻意象和象征意象這三類，而這三類意象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即是象征意象，這亦是他突破前期新月派詩人格律的樊籠，強調完美的形式要與詩歌內在“品性”相諧和的表征。他詩歌中所呈現的富有象征內涵的意象，既避免了感情的直接宣泄，又避免了對世界的說明與議論。《花》、《月和云》、《水仙嚇》、《牡丹》、《小燭》、《死了的琵琶》、《二百年的老樹》等便是這類寫作的范例。

  邵洵美說：“我相信詩是創造（亞里斯多德是叫作模仿的），所以詩人在詩里邊所說的話，務須是人世間第一次聽到的；它一定是去泄露一種為平常人所從未領悟過的神秘。但是舊詩里面的不朽作，我們都已背熟了，柳梢頭的月亮，正和房間里的電燈一樣，對于我們已不再有什么神秘性。我們看見床前的月光，決不再會疑心是地上霜了。所以我們得用另一種方法去寫出另一種月亮來；我們得用前人所沒有用過的方法，去寫出前人沒有寫過的東西來”。 在新月派詩人對新詩格律的呼喚與重建的浪潮中，邵洵美這段話很有針對性，他用發展的眼光觀察詩歌，強調詩是一種發現，是一種創造，而不僅僅是格律的追尋。

邵洵美自稱是“天生的詩人”，他寫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月亮，也寫出了一些“前人沒有寫過的東西”。他的詩學修養相當深厚，他的《金曜詩話》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詩歌觀念，他的《新詩歷程》則勾勒出自己心目中的新詩史。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邵洵美隨著他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但他的詩歌遺產卻留了下來，厚重而又蕪雜，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以為新時代的詩學建設提供借鑒。

（責任編輯：李向輝）

                                                      

（原載《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

         （注釋：略）

吳思敬，著名詩評家，首都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