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們生活或訪問的城市是否有獨到的感知和藝術發現,這是判斷一個詩人的標準。這對我們的感受力、洞察力和語言創造能力都是一個檢驗。 我不能不想起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所寫的《上海的街》。這不是一首泛泛的觀光詩,而是帶著一個杰出詩人新奇、深刻的感受和藝術創造。 談到詩歌與都市這個話題,我首先想到兩位“彼得堡詩人”阿赫瑪托娃和曼德爾施塔姆,因為他們都從他們生活的彼得堡為我們發現或創造了獨具特色、令人難忘的意象和象征。因為他們,這些詩的意象也都具有了 “標志性意義”。如阿赫瑪托娃的一首短詩:在那座吊橋上/在如今已成為紀念日的那一天,/我的青春結束。 僅這三句,就是一首令人動容的好詩!“吊橋”為彼得堡的一個標志(貫穿于彼得堡市區運河上的橋大都為吊橋),阿赫瑪托娃精心選取了這個細節,不僅把握到了“經驗的具體性”,有一種視野上的“可見性”,而且暗示了她青春時代的告別與相逢、迷惘與徘徊,而接下來“在如今已成為紀念日的那一天”這一句,更是驚心動魄,只有一個歷盡滄桑的詩人才可以寫出! 從此對我來說,彼得堡的“吊橋”就和阿赫瑪托娃聯系在一起了。她從她生活的“北方的威尼斯”(彼得堡為彼得大帝仿威尼斯建造的城市)創造了它,它也永遠屬于這位偉大的女詩人了。也可以說,在從生活轉化而來的詩歌世界里,它有了某種 “專屬性”。 我們再來看曼德爾施塔姆:我的國家扭擰著我/糟蹋我,責罵我,從不聽我。/她注意到我,只是在我長大/并以我的眼來見證的時候。/然后突然間,像一只透鏡,她把我放在火苗上/以一道來自海軍部錐形體的光束。 這是詩人后來在沃羅涅日流放期間所寫的一節詩。詩中直接出現了“個人與國家”這一主題。“海軍部”這一形象極為典型:它為彼得大帝時期的產物,位于圣彼得堡三條主要街道的焦點,鍍金的尖塔頂部成為一個帝國的標志。詩人早期曾專門寫有《海軍部》一詩,現在它又出現了,卻投來一道足以致命的“錐形體的光束”! 我曾訪問過彼得堡,一到那里,從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海軍部高聳的金色尖頂。一看到它,我就想起了曼德爾施塔姆。在彼得堡市區或涅瓦河上漫游,詩人那不朽的聲音也因此無所不在了。 我不能不想起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所寫的《上海的街》。這不是一首泛泛的觀光詩,而是帶著一個杰出詩人新奇、深刻的感受和藝術創造。談到這首詩時,美國詩人羅伯特·哈斯曾這樣感嘆:“我很高興看到,這首詩并非以人群帶來的沖擊開篇,而是從公園里的一只蝴蝶開始。”哈斯指的是該詩的著名開頭:“公園里許多人讀著這只白色蝴蝶。/我愛這紋白蝶,仿佛它是真實忽閃的一角!” 而我則驚異于詩中的這樣一個“創新性隱喻”:“黎明時分,跋涉的人群催動我們靜默的星球。/我們全涌上街面,如同擠在渡船的甲板上……” 上海熙熙攘攘的大街和黃浦江上的渡船我們都知道,甚至習以為常,而詩人卻將這兩者聯系起來,并由此創造了一個令人驚異的現代人存在的隱喻!
所以,對我們生活或訪問的城市是否有獨到的感知和藝術發現,這是判斷一個詩人的標準。這對我們的感受力、洞察力和語言創造能力都是一個檢驗。 上海,我自己已來過多次。我喜歡這個有點歐洲情調的國際大都市。它彌補了我在北京生活的某種不滿足。我也總想就上海寫點什么。我喜歡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那是上海獨有的一道風景。我也喜歡在老城區的街上漫步,聽著細雨落在法國梧桐上的聲音。這些都是我在北京體會不到的。但是,這些對我來說仍構成不了一首詩。我總感到自己欠了上海一首詩。正是這種“欠債感”迫使我向我的經驗發掘,迫使我去找一個獨特的角度或“觸發點”,以寫出一首與這個城市“相稱”的詩來。 直到前年冬天,我重訪了上海的普希金紀念碑。它坐落在汾陽路、岳陽路、桃江路的交叉路口。1937年2月10日,為紀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一座青銅紀念碑在那里落成。1987年,在詩人逝世150周年的日子里,這座曾兩次被毀的紀念碑得以重建。重訪那里,我很是感嘆,一首《上海普希金紀念碑》很快也就出來了:像一尊飛來石,聳立在/一個遠離故國的交叉路口,/第一次去尋覓它時,出租車/繞了很久,像是某種迷失/最終把我們帶到這里;/我們去時,街心小花園四周的燒烤攤/在細雨中還冒著滋滋的白煙,/人們以我們聽不懂的上海話/問著價錢……/流亡的詩人,你孤獨嗎?/雨夜,我無法看清你那遠望的眼晴/和石斧般的嘴角,/我只能用手觸摸布滿青苔的基座,/任一陣冰涼傳遍全身……/而現在,我再次回到你的身邊/(四周的酒吧也多了起來)/詩人,你仍在那里眺望嗎/你還要眺望多久?/這里是上海,很少有人知道/你那被繁華掩蓋的/刻在專制廢墟上的名字,/也許,我們只能用更鋒銳的漢語/才能再次把它擦亮。/也許,我們只能任其荒蕪。 這首詩看上去寫得隨意,但卻把我內心中的很多東西調動起來了。這也說明,要通過詩來談論一個城市,首先要能找到我們個人與這個城市最隱秘的切入點。 除了上海和中國其他城市,我也寫過倫敦、紐約、布拉格、柏林、彼得堡等城市。至于我自己所生活的北京,它一直是我的一個主題,即使我沒有專門寫它,它也存在于我許多詩的背后。我不太認同 “城市詩”這個說法,就如同我不認同“農村詩”、“工廠詩”這類說法,因為它們把詩歌題材化了,也狹隘化了。我在北京生活了這么多年,我也從不認為我是 “北京詩人”。我寫它,是因為它和我們的個人存在息息相關,就北京這個 “政治文化中心”而言,它也和我們所處的時代深刻相關。 我有意識地寫北京,是從我于1990年冬寫那首 《帕斯捷爾納克》開始的:這就是你,從一次次劫難里你找到我/檢驗我,使我的生命驟然疼痛/從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轟響泥濘的/公共汽車上讀你的詩,我在心中。 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中時常有“雪橇”、“輕便馬車”、“早班火車”這樣意象,而我著意寫了北京的街道、冬天的雪、呼嘯而來的公共汽車,以和俄羅斯的這位詩人構成“對稱”,而在該詩的最后部分,我又寫道“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再次對時間和地點做了強調。我有意要以此在一個歷史時空中對自身的命運處境進行重新“定位”。如果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的寫作有些流于空泛的話,到了九十年代,我首先要做的,是在寫作中確立具體的時間、歷史空間和物質環境,并由此導向對我們自身真實命運的發掘。不管怎么說,詩歌仍是存在的“見證”,我這樣寫顯然也是為了“見證”的具體性與確切性,為了使一首詩在“超越時代”的同時獲得它自己特有的時代感和場域感。 葉芝曾寫有這樣的詩句:“但人的生命是思想,雖恐怕/也必須追求,經過無數世紀,/追求著,狂索著,摧毀著,他要/最后能來到那現實的荒野……”(楊憲益譯文)。我認為我們在今天也仍面對著這樣的詩學命題。我們對都市生活的書寫怎樣不流于表面的光怪陸離,而是能切實地抵達“現實的荒野”,讓“當下的脈搏”在我們的字里行間跳動?
(作者:王家新 來源:文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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