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陳喜瑞 于 2018-8-9 11:05 編輯
伊蕾·七月詩社·《詩人報》
扈其震
2018年7月。冰冷之13號，黑色星期五。這一天，伊蕾在遙遠的寒地，仙逝。 噩耗傳來，是在當晚，剎時驚詫，震憾，悲傷。心房地震，淚水涌出。連夜趕忙核對消息后，就以七月詩社的名義向天津及外地文學界各微信群發出訃告。轉天接到各種電話詢問證實。隨之，我忍痛寫下了緬懷詩歌《大姐，永恒在七月——寫給詩人伊蕾》。又為天津日報文化記者查找提供一些相應的資料。16日上午，應邀與市作協副主席黃桂元，到天津電臺做了懷念伊蕾的專題直播節目。17日，我召集七月詩社的社委們，緊急開會，商議如何為伊蕾舉辦一個隆重的全市性的追思會。然后就忙碌著，完善方案，查看場地，印制布標，邀請名流……天氣酷熱，心情沉重。21日，“著名詩人伊蕾追思會”在天津美術館順利進行。8月1日，又參加天津市作協操辦的“伊蕾遺體告別儀式”…… 這半個多月，真真度日如年啊。大姐，你怎么走得如此突然，如此決絕？
一、
認識伊蕾，是在1987年前后。那時，她聲名鵲起，佳作連連，成為中國詩壇一顆耀眼新星。我那陣兒業余時間以寫小說和報告文學為主，不算詩人，但任職在和平文化宮，負責七月詩社的日常組織工作，也很敬重詩人，就和伊蕾結識了。初見一面，就給我留下美好印象，她的坦誠、善良，平和、睿智，高雅、大氣，使人倍感親切。她那發自心底的真摯笑容，她那女性的輕柔話音，一下子就征服了我。從此我就尊她為“大姐”，盡管我虛長她三歲。她則稱呼我“老扈”，有時直呼我大名。 那時她的人事關系還在河北省，正在北京讀書深造。但她是地道的天津人，從糧店后街一個胡同里長大成人。正巧我的家在水梯子大街上，離她家不遠，于是每逢春節，就到她家拜年。記得一次她沒在家，她的叔叔熱情接待我，說起文學來，她叔叔很是感慨，說：“我愛好文學一輩子，古今中外的名著幾乎都看過，幾十年寫了很多作品，卻一篇也發表不了。桂珍這小丫頭，年齡不大寫詩歌，卻寫一篇轟動一篇，這年頭到哪兒講理去？”“桂珍”是伊蕾的本名。我笑了，就和他探討起人的天賦、才華在文學藝術創作中所起的重要的決定性作用來。 后來全市危陋平房改造，她的大雜院故居拆遷，伊蕾也因多種緣故成了居無定所的流浪詩人。這些年中，我和她見面聊天的機會不是很多，但她在北京798附近的住房我去過幾次，在宋莊美術村的居所我也造訪過幾回。也吃過幾次她親手做的飯菜。她的手巧，不論布置居室，還是烹調技藝，都浸透出那女性的細膩和聰慧。每逢她出版了新詩集，總會想著送給我，或從郵局寄給我；每逢年節，我也會打電話或發短信向大姐問候。她在天津創辦的“喀秋莎美術館”，我應邀去參觀過，對她傾盡積蓄所精心收藏的如此多的當代俄羅斯畫家們作品而震撼。她與一些詩人在天津梅江小區搞的全國詩人書畫展，我接到電話后，前往祝賀，其中有她的數幅油畫作品，題材有花卉、自畫像、風景，等。同時參展的詩人還有王向鋒、蕭沉等。她畫油畫是半路出家，自學成才，因為具備靈氣，一上手就呈現鮮明的個人風格。 那年，我曾問過她：好些年你不寫詩歌了，多么可惜！你又游歷過這么多國家，寫寫游記散文也好啊。她回答：寫詩要靠激情，現在沒有寫詩的沖動了。游記散文我也不想寫那些人云亦云的東西。現在我畫畫，感覺很舒服呀。她就像空中的彩云，很享受任風吹拂的生活，獨來獨往，隨意瀟灑。 寫作的事是別人勸不來的。我只能暗自深深惋惜，看來今后想讀大姐的清新雋永文字，會很難的啦。
二、
七月詩社是1985年7月，依托和平文化宮，在“和平文學社詩歌研究組”的基礎上成立的。詩社大本營落于天津繁華的中心區，每周堅持活動，又匯聚了天津一批有活力有創作力的中青年詩人，詩社內部遵從百花齊放，先鋒派詩歌大有市場，所以，七月詩社令伊蕾大姐感到驚喜，并很快與詩社里的眾多男女詩人結為摯友。她在一篇文章里寫道：“1988年我調回天津后，很快結識了七月詩社的朋友們。我為他們對詩的瘋狂熱情而感動，繼之為他們對詩的深刻感覺而震驚。對他們的印象與我對國內優秀的‘第三代詩人’的印象融在一起，我相信，七月詩社擁有了天津最有實力的青年詩人群。” 七月詩社從此成為伊蕾在天津的又一個家，我聘她為詩社顧問，七月詩人們則視她為良師益友。她在全國詩壇很紅，名氣頗大，但與我們接觸，隨和低調，平易親切，像極了自家院里的大姐。每逢詩社有重大活動，只要我打電話，她只要有時間，能脫開身，就肯定前來參加。哪怕在北京呢，也會特意坐火車趕來蒞臨。對詩社委托的事，她總是放在心上，認真去做。1989年，七月詩社編選了第一部合集：《七月：現代詩精選》，由百花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們請大姐寫序，她很快就讀完了所有作品，并寫出了一篇很有深度、很具文采的序，為詩集增色不少。她在序言中說：“這些詩給我的第一個感受是她的現代精神氣息。朦朧詩派高尚、憂傷的理想主義色彩在這里仍然閃閃爍爍，而更多的詩蒙上了或濃或淡的現代主義色彩。”伊蕾從詩歌的內在精神、語言運用等方面，精辟論述了七月詩人們的詩風后，鼓勵道：“這本詩集的問世，標志著天津七月詩社成熟期的到來，預示著天津詩壇繁榮的前景。我期望著，在匯入世界現代主義詩歌大潮中，看到天津詩人群的一排浪花！” 2015年，是七月詩社成立30周年的日子。一個民間文學社團，能夠堅持活動30年，始終團結如一，大旗不倒，活力昂然，創作勤奮，這是多么不易！在全國成百上千的詩社中也屬罕見。當年4月，在詩社籌備慶典的繁忙中，伊蕾應我之邀，寫來了一封題為《這一個靈魂的家園——祝賀七月詩社30歲生日》的熱情洋溢的賀信。如今是作家詩人編輯們通用電腦的時代，當看到大姐的手跡后，我倍感親切。她說：“詩人，也許是最孤獨的人生旅者。而好的詩社，或可以是詩人的靈魂的家園。”她熱烈稱贊道：“在天津，七月詩社是詩人們的靈魂棲息地，是詩壇的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我愿繼續與七月詩社同行，與天津詩人們一道，詩意地棲居于這一個靈魂的家園！” 熱情如火的文字，心真意摯的情感，實事求是的評價，這封賀信讓我讀得熱淚盈眶。 舉凡透徹了解、真心熱愛七月詩社者，伊蕾是眾多詩壇名家中的突出一位。 這年7月上旬，我們社委會編輯出版了約50萬字的上下兩卷本的《七月詩社30華誕紀念集》，為詩社做了個里程碑式的全面總結，又召開了一個隆重的慶典大會，表彰了七月詩社中的“韌獎”詩人、“銳獎”詩人。伊蕾專程趕來參會，與大家見面，如同親人久別重逢。她在會上，特意贈我一尊從俄羅斯買來的珍貴的普希金黑色雕像。和大姐擁抱時，我感受到她那殷切的情誼和滿懷的期待。是啊，我擔任詩社社長一職，承蒙眾多七月詩人們的抬愛，已有多年，推脫不掉，今后，我必須小心謹慎，任勞任怨，一如既往，奉獻公益愛心，將詩社繼續推向前進呵！ 2017年夏天，為慶賀七月詩社成立32周年，我們舉辦了北戴河詩會。除了七月詩人，還有天津其他的詩人和詩歌愛好者積極到會，總計50余人。我特邀大姐參加，并請她搞一個主題講座。她欣然答應了。我們主辦詩會，采取的是AA制形式，吃住行全部自費。我私下對伊蕾說：“大姐呀，你搞一場講座，我們就不給你講課費了，因為詩社實在沒有經費。但你的吃住行費用，我給你免了。”我說得甚是愧疚，但她一聽，馬上收斂了往日常常掛在臉上的祥和笑容，很鄭重回答：“不，你對別人收多少錢，我就交多少錢。咱們一律平等，這里沒有名人老師，都是老朋友，好朋友。”這樣說著，她那清澈眸子里，泛起幾絲異彩，好似責怪我拿她當外人了。 看她態度堅決，我只好服從。多好的大姐呀！她是新時期中國詩歌史上有地位的著名詩人，不僅不擺任何架子，從沒想過要靠講座索取名家出場費，反而以七月詩社的老朋友為榮。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融化了。 那次的北戴河主題講座，真是精彩至極！她認真做了準備，洋洋灑灑，從容自若，條理清晰，提綱挈領，從怎樣做一名純粹的詩人，講到如何運用詩歌的語言；從當年創辦的《詩人報》，講到全國詩壇的繽紛流派，將近一個半小時的演講，讓參會者聽得如醉如癡。很多的詩人們大呼過癮，解渴！從伊蕾的講座中，我再次近距離地領略了著名女詩人的高雅風采和人格魅力。 七月詩社和大姐伊蕾的友誼與感情，恰如江水滔滔，綿綿流長。問問那數十位七月詩人們，哪個沒有一肚子的故事呢。就連伊蕾數次出國游覽，也要拉上七月詩人王曉滿為旅伴。伊蕾購買衣帽服飾，也讓七月詩人孟海英當參謀，做評判……真是一篇短文說不盡，滿紙詩情道不完。 七月，七月！敬愛的大姐，你熱愛七月詩社，你把七月當成故鄉，怎么就偏偏在七月里永恒了呢？七月，難道是你踏入天堂的一座牌樓嗎？
三、
緬懷伊蕾，自然就會說到《詩人報》。也不能不說《詩人報》。 七月詩社自誕生后，很快就顯示出它蓬勃興旺的朝氣和銳意做大事的勇氣來。它像太陽般熾熱，似刀子般犀利。上世紀80年代，正是改革開放、思想活躍大潮驟起時期，那時天津市新聞報刊管理部門有規定，每個區縣的文化館，允許創辦一份內部報刊，自己承擔經費，以促進群眾文化事業的發展和交流。我所工作的和平文化宮，領導班子思想開明，對我非常信任和支持。我是單位里的專職文學干部。寫到這兒，讀者別有錯覺，認為我整天上班可以寫自己的作品了。不！我的工作任務是組織策劃開展文學活動，培養文學人才，辦班培訓，修改學員稿件，配合區里的中心工作完成文學創作。我的幾百萬字作品全是業余時間完成的。當我與詩社的社委們商議，如何開展工作時，大家一致要求，辦一張天津地區沒有的詩歌報紙。 于是，我經過思考，寫了詳細方案，向領導游說，講創辦詩歌報紙的重要性和獨特性。領導問我，文學范圍很廣，不僅僅有詩歌，那和平區作者寫的小說、散文什么的，在哪個陣地發表呢？我就講和平區的詩歌力量很強大，是咱們的特色，七月詩社有能力辦好報紙，云云，一席話，將領導說服。領導說，那你就放手干吧，我們相信你，給你試驗的機會，你把各種費用做一個預算，列入單位的開支。現在回憶起來，如果沒有我宮領導班子的支持和經費資助，哪會有《詩人報》的問世？哪會有《詩人報》主編、副主編的存在？畢竟所聘請的主編和副主編都不是和平區文化系統的人，他們沒有向文化宮領導申報的話語權啊。 這一年是1989年。年初。 給報紙起了很響亮很醒目的名稱。申辦的報紙刊號也批下來了。我聘請深耕、蕭沉、吳翔這三位七月詩社副社長擔任報紙的副主編，輪流編稿發稿。這三位都是有實力的詩人，我非常信任他們。還聘任了社委石冰、張晏、清云擔任業余編輯。關于主編，大家一致決定，非伊蕾莫屬。 我還記得當時的情景，那是春節前，在和平文化宮我那間簡陋的辦公室，我們召開第一次編委會。請來的伊蕾聽我們講了意圖后，頗有些驚訝和意外，又很是振奮與欣喜。她立刻感受到了七月詩社對她的深深信任與殷切期待。大姐表示，辦好一張詩報很不容易，讓《詩人報》在全國造成影響更不簡單。既然你們信任我，我一定會動用我所有的人脈關系，約來有分量的名家稿件。為了確保《詩人報》穩妥發展，我們又商議，特聘天津市人大副主任、原先的《天津日報》總編輯、很懂文化的石堅同志擔任詩報顧問。電話打過去，石堅老欣然答應。于是，春節期間，我和伊蕾特意到石堅家登門拜訪，并鄭重其事地發給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顧問聘書。 《詩人報》為雙月刊，4開4版。由和平文化宮與七月詩社主辦。除了伊蕾主編和那三位副主編外，我擔任該報的常務副社長、常務副主編，負責日常大量的事務性的編務工作。因為主編和三位副主編都有各自的工作，他們不到文化宮坐班。他們的職責主要是組稿、編稿，其余的畫版、拼版、校對、簽付印等工作主要由我承擔。《詩人報》創刊號于1989年5月面世。上面刊登了石堅同志的題詞，還有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馬獻廷同志的賀函。面向全國發行的《中國新聞出版報》特意刊登了《詩人報》創刊的消息，給我們很大支持。 《詩人報》一經問世，立刻就在天津和外地詩壇產生了反響。因為詩報有分量，有特色，有品位。在天津一枝獨放，在全國秀色鮮明。《詩人報》從創刊起，起點就很高，我們把它定位在中國詩壇的高水平上。而不是專門刊發七月詩人自己的稿件。伊蕾大姐利用她的詩壇地位和廣泛的各地詩歌朋友，多方聯絡，誠懇約稿，每期都能組到重要的特稿和大稿。《詩人報》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在第一二版重要位置，發表國內外第一流的觀點犀利的詩歌理論或評論文章。 《詩人報》每期出版后，都需要裝信封，寫地址，寄往本市和外地近千個單位或家庭；要每天將一大摞自來稿的信件拆封粗覽歸類；要接很多電話；要接待詩歌作者和愛好者。并且，我們詩社又依托《詩人報》，隨后創辦了“全國詩人沙龍”，報名者交費很低，寄來詩稿，就能得到我聘請的詩人老師的創作指點，優秀作品能在《詩人報》發表。實際就是一個詩歌函授班，沙龍成員來自全國各省，多達數百人……編輯部人手極少，繁重瑣碎的日常性工作常常令我疲憊不堪。很多瑣事，諸如給詩歌作者回信等，我就帶回家里，深夜加班去干。 清楚記得，《詩人報》出版了幾期后，一天我到天津市作家協會辦事，在大樓的三樓樓梯口，正巧遇上一位寫小說很有名的在市作協擔任重要職務的作家，他很好奇又很知己地問我：“我看到了你們辦的《詩人報》，很不錯啊！其震，你怎么不當主編呢？報紙是文化宮出錢出力，你憑嘛把這么重要的職務讓給外人當？” 我當時聽了一愣，又一笑。沒有回答他。他是我敬重的作家，但這個問題確實不好回答。況且我不是那種善于表白、到處吹噓之人。匆匆一見，就匆匆分開。彼此都挺忙么。 為何扈其震自己不當主編，拱手讓給伊蕾？這個問題提得既淺顯又好笑。說到底，提問者還是不了解扈某的為人。 我怎能不清楚自己吃幾碗干飯？聘請大姐出山，是我經過慎重考慮，并根據她的人品和能力，根據大姐的詩壇知名度和對詩歌藝術的精辟認知，所做出的高明決策。我們詩社辦報，不是為了個人爭名奪利，不是為我扈某在文學界出風頭、露臉面、爭名氣，出發點是真心實意地要為振興中國詩壇、繁榮發展詩歌藝術，貢獻七月詩社的一份微薄之力；要為培養各地的詩歌新苗破土生長，提供一塊肥沃滋潤的土地。伊蕾當主編，會讓《詩人報》立刻騰飛，高空遠翔。換了我或其他七月詩人掛帥，就很難在短時間內打開局面。道理是明擺著的。 詩歌事業和個人名氣比起來，孰輕孰重，誰小誰大，我難道心里沒有定盤星嗎？ 事實證明，請伊蕾主掌帥印，是非常正確的抉擇。大姐干事認真，利用一切機會，向全國著名的詩人和詩歌評論家們宣傳《詩人報》，并誠懇向他們約稿。畢竟《詩人報》是內刊，剛剛創辦，稿酬極低，發行量又小，一些詩壇大咖，是不會理睬它的。但伊蕾總能約來很厚重很有力度的好稿子。在《詩人報》存世的兩年多里，報紙首發了多篇有影響有深度的稿件。譬如，著名的詩人、文學評論家陳超、張頤武、陳仲義、韓東等人的大塊文章，在全國詩壇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創辦一張民間詩報，不售賣，無廣告，干賠錢，我單位撥給的經費又不寬裕，所以對幾位主編、副主編及編輯，文化宮僅象征性地發一點兒很可憐的編務費。換句話說，他們基本是為《詩人報》做義工。伊蕾他們都有各自的公職，抽出業余時間，能夠在辦《詩人報》過程中付出大量心血、熱情、時間、精力，這讓我深深感動，并感謝，七月詩社也會銘記在心。 1989年年底，我們在和平文化宮召開了“迎新春《詩人報》懇談會”，主要目的是宣傳報紙，征詢各方意見。天津詩歌界的名流和天津幾家出版社與報刊的文學編輯們悉數到會。我主持會，伊蕾對《詩人報》的創辦情況進行說明。幾位副主編做了發言。大家對《詩人報》給予了高度評價和贊賞，并對詩報的欄目設置、內容風格、排版印刷等等發表各自見解。 1991年上半年，北京大學等單位在中國詩壇教父級人物謝冕的主持下，召開了為期數天的“1991：中國現代詩的命運與前途”學術討論會。會議結束后，主辦方想刊發會議紀實的大篇文章，全面反映會議觀點，但鑒于當時的政治形勢背景，很多報刊不敢接稿。謝冕找到伊蕾，請求能夠發出，要為詩歌史留下印刷記錄。伊蕾從北京打來電話，和我商量。這是有風險的大事，我稍做思索，就一口答應下來。我說，為了盡快見報，干脆出版一期增刊，專門刊登這次重要會議的紀要及相關發言文章。伊蕾非常高興，在電話中我能感受到她當時的激動話音。盡管她是主編，但事件和文章很敏感、出增刊又牽扯到經費等等這樣的大事情，還是需要我來決斷，并請示文化宮領導批示的。當時我暗忖：這事向領導匯報時一定要打馬虎眼。如果以后因文章出了問題，上面追究責任時，我就把事情攬過來，將脖子一伸，任憑處理吧，為了詩歌大業，豁出去一把！ 《詩人報》增刊出版后，伊蕾帶上厚厚一摞報紙向謝冕報功，謝冕看后，很是感動，評價說：“《詩人報》是中國詩壇暗夜里最亮的一顆星。”我后來聽到這句評語后，非常欣慰，感覺自己當時的決斷是正確的，及時的，勇敢的，有良知的。 至1991年11月，《詩人報》在出版了17期和1期增刊后，被迫停刊。 停刊的原因，我沒有向主編伊蕾詳細匯報，打電話告訴她這一決定時，她好像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天，并沒有表示出驚愕、怨憤的情緒，只是淡淡地回復我：“停就停吧。《詩人報》已經在中國詩壇留下了痕跡，我們曾經發出過自己的聲音，這就足夠了。” 事過20多年，很有必要在這里如實追記下《詩人報》的停刊原由： 1991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石堅秘書的電話，讓我盡快到市人大辦公大樓，說市領導石堅同志有急事找我。走進他那寬敞的辦公室，老同志指著剛收到的最新一期《詩人報》頭版大塊理論文章，大發雷霆，責問我：“你說說，什么叫樸素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能夠宣揚嗎？這樣的文章你怎么也刊登？”然后明確告訴我，他立即辭去《詩人報》顧問職務，并指示我，你們要整頓《詩人報》的辦報思路…… 嚴厲的批評很能理解。我不敢爭辯。畢竟人家是市領導，有水平。這篇有爭議的大塊文章，是《詩人報》一位副主編組來的稿子。他是否請主編伊蕾提前審讀過？這事我記不清了。我在排版時，看到文章后，感到文章有些提法過于敏感、出格，和主旋律的觀點相左，便和他商榷，但他堅持說不能改動，要原文照發，我就違心同意了。現在，果然是這篇文章惹出禍端，引起領導的重責。沒辦法，我只能承擔責任，向石堅老前輩道歉、檢討。 事后反思，總結出這是我對副主編太放權、少審查所帶來的后果。副主編不很清楚，寫詩歌和做編輯是不一樣的。搞創作你可以自由自在，隨意所為，怎樣寫沒人管你。但你當了編輯，就不能不管不顧，你必須有大局意識，必須了解國情，嚴格把握審稿的標準。你不能為了宣傳個人觀點而給報紙帶來災難。 導致《詩人報》停刊，這是最主要的原因。這篇文章引出了大麻煩。還有其他小原因，是我單位領導班子找到我，說，區里有關領導感覺，《詩人報》面向的讀者群太窄，一個文化大區的文化活動很多，不僅是文學，還有各種展覽、匯演、比賽、征文等等，作為和平區的文化系統報紙，應該全面反映群眾文化。在這種情景下，我別無選擇，只能讓《詩人報》停刊，改辦《都市文化》報。 痛心，卻又無奈。 但《詩人報》并沒有被人們遺忘。 2017年下半年，七月詩社副社長付國棟在征得詩社同意后，決定依托遠景文化公司，復刊《詩人報》，他任主編，聘請伊蕾任名譽主編。請我和深耕、段光安進入編輯班子。大姐欣然答應，決定在遠離詩壇多年后，馬上回歸，繼續為詩歌大業操心出力，為辦好報紙出謀獻策。萬沒料到，復刊后的《詩人報》僅出版兩期，大姐就突然辭世，這讓編輯部成員怎能不悲傷惋惜、痛哭失聲！ “獨身女人一生獨唱；流浪恒星千古流芳。”這是蕭沉代表七月詩社為伊蕾撰寫的挽聯。我感覺寫得非常到位，準確反映出大姐的動蕩人生和詩歌成就。 大姐，你遠在天堂，如果我們用一張張《詩人報》搭成天梯，能把你接回來嗎？大姐，我的大姐，我們的大姐……
2018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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