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詩觀察丨吳投文：新世紀新詩批評的簡略回顧與反思


新時代詩觀察
01
     新世紀以來，新詩批評呈現出極為紛雜的狀況，由于社會文化的深刻裂變和媒體文化的深度變異，新世紀詩壇處于曖昧不明的分化與重組狀態，詩壇再無中心可言，出現了碎片化的格局。與此相對應的新詩批評與研究也不再有相對集中的批評對象和比較固定的研究領域，很難進行比較清晰的整體性描述。有一個現象值得特別注意，新世紀詩歌創作與批評的互動關系既有深度融合的一面，也表現出了某種程度的疏離。在新世紀詩壇內部，詩歌創作與批評都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但又似乎難以抑制詩歌“邊緣化”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這種“冷”與“熱”的混沌狀態實際上表現了詩人與詩歌創作的尷尬處境，這也給新世紀詩歌批評與研究帶來了某種困惑。表現在對于新詩的評價標準上，仍然莫衷一是，對同一詩歌現象、同一詩人、同一作品的兩極化評價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比如，在詩人安琪、黃禮孩等人的推動下，“中間代”詩群在新世紀詩吳投文壇異軍突起，一方面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另一方面也遭遇了相當激烈的阻擊。如何評價此類詩歌現象，這就需要在新詩史的整體視野下進行深度透視和反思。

   盡管新世紀的新詩批評與研究呈現出碎片化的格局，但仍可以發現某些線條性的結構。較為粗略地看來，現代主義詩歌研究在新世紀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取得了一些厚重扎實的成果。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史的梳理在整體性的視野下有了更為內在的依據，中國現代主義詩學研究獲得了此前未有的理論深度，一些具有斷代史性質的現代主義研究專著也顯示出了深度與特色。比如，羅振亞在新世紀相繼出版了系列性的專著《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史論》《朦朧詩后先鋒詩歌研究》和《20世紀中國先鋒詩潮》等，建構了一個富有研究個性的中國現代主義詩學框架。不過，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研究在新世紀仍然有巨大的拓展空間，這既表明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所具有的藝術活力，也表明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研究可能要開辟新的路徑，需要在系統的詩學層面清理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成敗得失，為中國新詩的未來發展提供新的理論指引。

詩歌理論
02
       在新世紀以來的新詩批評中，詩派與詩潮研究既是一個亮點，但又表現出了某種偏失的癥候。在紛繁的詩歌現象面前，批評家和研究者急于命名，于是出現了“60后詩人”“70后詩人”“80后詩人”“90后詩人”和剛剛冒出頭來的“00后詩人”等各種命名。這些命名實質上都是一種混沌的整體性“概念”，并無內在的詩學依據，抹殺了詩人個體之間的創作差異。各種“年代學”命名的流行和泛濫，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實質性的詩歌本體研究，最后只剩下了一些較為空洞的理論命名。這些“年代學”命名恰好直觀地反映出當下詩歌批評話語的匱乏和理論研究的單一，“年代學”命名多數只是一些沒有實質性內涵的空殼，被孤立于嚴謹的詩學意義上的命名之外，它和詩歌流派并無實質性關聯，因此不能作為詩歌流派來看待。

    這些命名直接以詩人的出生年代作為指認一個詩人群體的依據，看起來簡單便捷，但都缺乏作為詩學概念的有效性。它們之所以被提出來，則可能是出于框定研究對象的某種需要，也有出于搶占詩壇地盤的考慮，更有甚者是一種有利于順應傳媒炒作的技術路線。比如所謂的“00后詩人”，就完全是炮制出來的，急于把一些現在最大年齡才不過二十歲的孩子“賜封”為詩人，幾乎找不到詩歌文本上的依據，反而使詩人這一桂冠顯得過于廉價和無趣，這實際上也是詩歌理念上的某種匱乏。這些“年代學”命名在詩歌批評與研究中被廣泛采用，頗能說明新世紀以來急于推廣理論命名的無序性和焦慮癥，也頗能說明把詩派和詩群進行泛化處理的傾向。因此，我不贊成把這些“年代學”命名看作是對詩歌流派的劃分，一個詩歌流派要有標志性的詩人和成熟的作品，要能夠在詩歌史上構成某個關鍵的環節，否則就是可疑的虛張聲勢。

    在新世紀的詩人個案研究中，已經獲得公認的“經典”仍然受到持續的關注，以艾青、聞一多、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等現代詩人為研究對象的論著始終保持相對穩定的豐產狀態。李金發也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重視，不斷有研究成果問世。這些詩人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新詩的進程，已經確立了相對穩定的文學史地位，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整體參照下，對這些詩人的研究更容易獲得相對客觀的“歷史化”視角，從而帶來研究成果的厚實底蘊。當代詩人的“經典化”也在進行之中，但遠未塵埃落定，還要面對時間的嚴格淘洗。“朦朧詩”“第三代詩歌”在新世紀仍然是一個研究熱點，北島、舒婷、顧城、于堅、王家新、西川、昌耀、海子、翟永明等也是被研究者關注的熱點詩人，針對這些詩人的質疑同樣是比較強烈的，“正”與“反”的研究同時存在，恰好形成了一個富有張力的研究格局。這可能也是新世紀詩歌研究的一個特色，對“經典”的驗證與疑慮始終糾結在一起。另一方面也表明，當代新詩的經典化還是比較曖昧的，還未確立有效的文學史坐標。

創新/權威/兼容
03
    新世紀的新詩批評處于重要的歷史關節點，在總結新詩百年的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應該有一個新的起點。至于新世紀新詩批評的基本癥結，也應該在新詩發展的整體性視野中進行診斷和糾偏。簡略地說，新世紀的新詩批評存在以下幾個主要癥結：其一，批評家理論原創的多維度缺失；其二，批評家藝術審美的主體性迷失；其三，批評家價值評估的倫理性困境。這個概括當然不夠全面，卻表達了我的部分憂慮。具體到詩歌流派研究和詩人個案研究上，還需要做更深入的拓展研究。

     實際上，新世紀新詩寫作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來自于一定規模的思潮推動，思潮與流派紛呈，令人眼花繚亂，在蕪雜中表現出強勁的創作活力。詩人的個體寫作往往裹挾其中，既存在著創作風格趨同的傾向，也呈現出各種流派美學爭奇斗艷的態勢，其中的利弊相依需要批評家做出謹慎的判斷。在不同的流派之間，強力詩人的競爭態勢也在加劇，每一流派的代表性詩人都想一展實力，甚至想獨占鰲頭，在詩壇顯示自己的話語權，凸顯自己的存在感。這也未必不是好事，自由競爭的格局有利于“中心詩人”脫穎而出。說到底，一個時代的“中心詩人”是“無限的少數人”，猶如站在巨大基座上的那一個或少數幾個人，其他寫作者則是巨大基座的構成部分，這也是正常的詩歌生態，符合文學史的邏輯。對批評家來說，“中心詩人”的“塑造”既是其自身努力的結果，也是批評家闡釋的結果。從目前的狀況來看，批評家似乎過于小心翼翼，不能在批評的獨斷上顯示自己的辨識能力，很多批評家滿足于人云亦云，掩飾自己的藝術直覺，導致一些真正具有原創力的詩人處于被遮蔽的狀態，也不能在辨識的精確性上形成對重要詩人的聚焦效應。

   我注意到，在新世紀的新詩批評與研究中，還存在一個較為負面的現象，就是批評家和研究者的面孔比較模糊，缺乏鮮明的批評個性，不太容易把一個批評家與另一個批評家區別開來。學院派批評家尤其如此，他們習慣于用所謂“嚴謹”的學術規范取代批評個性的鮮活形態。如果詩歌批評家和研究者使用的都是同一套語言模式和批評思維，那就等于切割了自己與詩歌的生命聯系，也就不能有效地激發批評的創造性。我以為一個批評家要凸顯自己的批評個性，首先要有自己的話語方式，找到了屬于自己的闡釋語言，語言代表了他在批評活動中的面孔。這是他人不可復制的。我看一個詩歌批評家和研究者是否有功力，會特別在意他的語言，一個批評家的語言如果有獨特的氣息，那就表明他的批評寄托了自己的情感，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再有就是一個批評家是否能夠以詩論詩，將中國傳統的論詩方式融入到自己的言說當中。

     語言藝術往往包含著不可言說的一部分，這是理論研究無能為力的地方，但卻可以通過以詩論詩的方式抵達一首詩中作者情感不可言說的那一部分，這樣批評的個性也就顯示了出來。當然，我所謂的以詩論詩主要還是指以詩性的理論語言轉化一首詩的形式與內涵，恢復一首詩本身的詩性光彩，而不是在過于僵硬的理論語言中耗散了它的魅力。批評的個性還表現在思想的活力上，這可能是一個很高的要求，批評家需要有很強的綜合能力，在他的批評中貫徹他自己的詩學主張，從而獲得一種個性化的批評的形式感。


星星

    自新詩誕生以來，新詩理論批評就一直面臨著很大的壓力。不時聽到有人指責詩歌批評與詩歌創作的脫節，指責詩歌批評與研究“不在場”。但對這種脫節做出具體分析之后，我們會發現詩歌批評家與研究者未必就應該承擔全部的責任，實際上我們注意到，當下更多的是創作者與研究者處于一種齟齬的狀態，雙方關系緊張缺少磨合，對來自批評家和研究者要求創作糾偏的呼聲，詩人往往是極少理會的，表現出相當盲目的自信。同時，批評家對一些新的詩歌現象雖然不是視而不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對詩歌創作缺少建設性的深度呼吁，不樂觀地說，詩歌批評與研究對當代詩人的創作還是缺少實質性的影響。另一方面，詩歌創作由于失去了來自批評界的糾偏，也使詩人們難以避免低層次的創作循環，降低了藝術創造的含金量。盡管詩歌批評與詩歌創作之間可能并不是處于一種直接的互動關系，但相互之間的激化和激發是必不可少的。從發生學的意義上說，新詩創作與新詩批評同源共生，兩者具有共同的起源語境，也面臨共同的問題。新詩理論與批評是在與西方詩學接軌的基礎上另起爐灶的，帶有明顯的移植性特征，民族性的詩學內涵還是顯得非常薄弱。所以，要有效避免當代新詩批評的盲點與誤區，還是要回過頭來借鑒中國傳統文論的資源，如果能真正落實到行動上，也未必不是一條途徑。
新詩理論與批評的話語模式與中國古典詩學呈現出迥然不同的文化底色，這也是新詩理論與批評至今仍然水土不服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新詩理論與批評至今尚未建構出自身體系的一個重要原因。

作者簡介：
吳投文，生于1968年5月，湖南省郴州人。
文學博士，湖南科技大學中文系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發表論文與評論百余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等學術期刊全文轉載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