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馬：探尋本質身份的詩人
           ——兼論詩集《大地的腳踝》

                                   孫曉婭


       近三十年的詩歌創作，使我終于認識到，詩歌從本質上講，正是人的本質身份的本質證明。詩人身份具有公共性質的私人身份。
       侯馬是一位求變的詩人。上世紀九十年代，他被隆重地貼上“民間寫作”的標簽；進入新世紀以來，他曾孜孜于長詩的耕耘，有《他手記》、《進藏手記》、《夢手記》、《訪歐手記》等7部長詩問世；近年來，他短詩創作的詩情又再度爆發，一反長詩的寫作路數，開始凝練詩章、短排詩句，注意語言的別致與純正，追求內在的深度與容量。對他來說，詩歌形式的長短不再是限制詩歌表達的關鍵，“一首短詩足以呈現一個世界”，[侯馬：“一首短詩足以呈現一個世界，只要你寫得足夠好。應該說這幾年，特別是近一兩年來，我對短詩的創作更得心應手了，對它內在的藝術的精髓，思考更深了，追求也更細致了。過去可以說是靠靈感，希望可以冒出一首詩來，足以名震江湖，有點那種愿望，或者說更多的靠自己的那種沖動，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現在經常會刻意打磨，有這種刻意要制造經典詩歌的追求，對一首詩主題的誕生、如何呈現、怎么推進得更完美，每一步都下了些功夫。”
見《在文明的傳承中捍衛人性——侯馬訪談》，訪談人王世強，《山花》2014年第4期B版。]
       而將這些“世界”收集在一起，侯馬就擁有了一個詩歌的宇宙，2014年4月出版的《大地的腳踝》也由此誕生。
       詩歌創作近30年的侯馬，求變的同時，有一點他始終格外深情地堅守——探尋本質身份——人的本質、存在的本質、生活的本質、寫詩的本質、人性的本質、社會歷史的本質……他以探尋各種本質身份的詩人姿態，寫詩、工作和生活。

身份與存在：私人視域對公共空間的介入

愛德華·薩伊德認為：“知識分子特別的問題在于每個社會中的語言社群(language community)被已經存在的表現習慣所宰執，這些習慣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保持現狀，并確保事情能夠平穩、不變、不受挑戰地進行。”
[ 【美】愛德華·薩伊德：《知識分子論》，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4月版，第29-30頁。]
侯馬恰恰是一位自覺警惕既有的思維模式、并反對程式化、逆反“已經存在的表現習慣”的詩人，他善于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和細節出發、從大眾的社會交往活動出發，探究人的身份存在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性和應有的位置，引發人思考在公共領域交往活動中社會存在的現世性和公共性對個體的主體性和獨立性的沖擊與吞噬。他的詩歌創作始終在清醒地以私人的視域進入公共視域，最終回歸對人的個體境況的反思。
身份的認定和存在的認定，是社會學與哲學的本質話題，消費主義至上的時代，將其置身于網媒資訊爆炸的大眾化語境中探討，尤顯個體被公共消解的后現代性意味。在剛剛出版的詩集《大地的腳踝》中，侯馬以敏銳的警覺挑戰身份的真實，打破身份的穩固性，在《你是哪村的？》、《有一個人他自己還記不記得他是誰》等詩作中，他通過對身份的直戳和身份真實性、變動性、異化問題的質疑來對抗“保持現狀”的思維習性。他以生活的親密者的姿態進入身份的公共性和存在的慣常性之中，繼而秉賦詩人的良知，從信仰對個人身份的改變、生存環境對身份表征的影響，身份的自主性焦慮，身份的意義、特性 ，自由身份的尊嚴和尊貴等不同維度探觸、關注和反思不同人的身份底色。在詩集《大地的腳踝》中，我們可以看到：轉山者的兩種身份的轉換與宗教情懷對靈魂的堅固（《轉山》）、留學生不同境遇的真偽身份印記與民族性身份的剖析（《留學》）、太陽身份的置換及由此帶來的意義重構（《是什么竟然奴役太陽》）、麻雀的身份隱喻與尊嚴缺失的時代癥候的思考（《麻雀。尊嚴和自由》）、直至自己的社會身份的確證與我是誰的哲學命題的叩問（《上帝的安排》）……。
顯然，身份是生存的資格和模板，它既現實又殘酷：“他是一名出門背著被褥的人，這就是名片，這就是身份。”（《他手記》）侯馬以詩人的私人視角探入身份的能指和所指，由此介入社會復雜的公共視域，完成對思維的慣性和現實的反思與批判。當私人性的個體展現，作為一種存在被容納進公共領域之內，這就形成了展現與被展現之間的微妙關系：“由于我們的存在感完全依賴于一種展現，因而也就依賴于公共領域的存在，在這一領域中，事物可以從被掩蓋的存在的陰影中走出并一展其風貌，因此，甚至是照亮了我們的私人生活的微光，最終也從公共領域中獲得了更為耀眼的光芒。”
[ 【美】漢娜·阿倫特著，竺乾威等譯：《人的條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99年版第39頁。]

以《存在》一詩為例，我們能夠深度感知侯馬恰恰是“照亮了我們的私人生活的微光，最終也從公共領域中獲得了更為耀眼的光芒”的詩人，他完成了個人身份的價值反思以及公共視域下個體性存在感的虛無的隱憂之嘆。

存在

我穿過
一段走廊
忽然發現
怎么沒有聽到
腳步聲
我立刻
鄭重起來
確保每一步
都發出聲響
踢踏
踢踏
踢踏
扮演著自己的
擬音師

以《存在》終結的詩思為進入文本的原點，我在想：為什么詩人強調扮演自己的擬音師？存在與虛無糾結著怎樣的必然與矛盾？為何我們需要通過尋找（什么）來證明自己的存（在），為何一定要通過（現）“實”去對抗和消解（存）“在”的虛無？為何生活的場景需要重新證實它的當下性？詩人充當擬音師引出百年來我們始終等待的“戈多”，戈多真正出場時，我們又會將他混淆在公共人群中無視他的個性之在場，并殘忍地消解他的個體意義。詩人需要靠“詩”證實自己的存在或顯示存在的意義（價值）嗎？如順此思路解讀這首詩，就輕化了更深層的文本喻含：行走世間，誰需要“確保每一步/都發出聲響”？為何要憑籍外界之在證明身份的在場而不是消失無謂？莫忘了最后一句中的“擬”——“踢踏”的出場是擬出來的，聲音對身份的昭示是擬出來的，主體的確立為何需要行為之擬證？存在為何需要外界給出理由和啟示？走廊，生命或宿命的通道或軌跡，眾生必經之途，可是有誰審視過這段此在的路跡？有誰敲擊過這或長或短的經行？寥寥幾筆，多維隱喻，詩思不盡曲深。
侯馬是一位善于以不經意的輕言敘說隱蔽主體洞見和詩思的詩人，正因此，他的不少作品易于給人造成輕松接受的假象，忽略其作品的實驗性質。細心品鑒，當其作品內在的深隱被發掘后，讀者會發現與文本表象背離的驚嘆。當然，這其間的“度”其實相當難以把握，處理不好則流于做作，或者是主體性被徹底地封閉遮掩起來。以《應臧棣之邀參加一個詩歌節》為例：

應臧棣之邀參加一個詩歌節

快十年沒怎么開過詩會了
謝冕老人一見面就告訴我
在西安見到伊沙了
與詩人田原一握手
他就告訴我
在天津見到徐江了
吃飯時與孫文波坐在一起
他講起上苑剛搞了一個詩歌婚宴
“沈浩波也去了”
友誼恰如閃電
照耀暗夜孤人
2010 年7 月

這首詩將所有人物的出場放置在幾個生活片段場景中，全詩采用了戲劇化的敘事技巧（這與穆旦當年創作《從空虛到充實》《防空洞里的抒情詩》《蛇的誘惑》等詩作，把許多具有生活原生質的故事片段融入詩中的設置有異曲同工之妙），《應臧棣之邀參加一個詩歌節》看似追述了（師）詩友見面招呼的細節：學院派——知識分子寫作者們見到我，直觀地問及“我”的詩友——他們無一例外是“民間寫作”的代表，而“我”不需質疑地被列入這個圈子和詩歌陣營之中。作為具有現代質素的詩人，侯馬顯然不是在呈現詩壇中大家熟諳的“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這兩個詩群之間的詩人的友誼或兩個隊列的排站方式，他從一個最日常的細節入手引發我們或其自身思考詩人身份的確認問題。誠然，在當代漢語詩壇，私人與他人實現一種存在聯系的關系日益被符號化，詩人主體的身份其實早已被符號類群化，不管你接受與否，這是既定的存在現實，每一個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身份既定的窘境之中。
“詩人身份是具有公共性質的私人身份”（侯馬），侯馬的不少作品都在審視、反思現代生活、體制社會、觀念設定對個體性存在的私人空間的消解，《應臧棣之邀參加一個詩歌節》中，詩人間身份的互映和關聯，成為不必說明的存在，詩作看似是勾連同盟身份的友誼，詩人看似模糊化了私人場域與公共場域的隔障，但是不要忽略，這種公共視域的同盟，正消解著詩人的主體性和私人身份的獨立存在的意義。詩人身份具有公共性質的同時，還有另一個鮮活的維度卻被無形中淡漠了。侯馬的詩具有戲劇家丁西林的“瞞”與“騙”，反對審美的刻板模式，其深度的思考恰恰就隱藏在表象的隱瞞之間，這正是詩人先鋒性詩學特質所在。

真實的力量足以穿透現實

   當代漢語境的詩歌創作，我們的詩壇：不乏深刻地思考現實的“思想家”，不乏沉潛于精湛詩藝的手藝人，不乏跨語際交流的詩歌活動，不乏官方、民間的大小詩歌獎項……然而，我們缺少超越想象、直擊生存真相的詩人，我們缺少富有氣魄與力度的足以戳穿現實和靈魂的虛假面紗的優秀詩作。如何創作出這樣的作品，侯馬在《酷評》一詩中擲地有聲地拋出自己的詩學觀念：

酷評

二十五年前
某晚
舍友徐江
不知在哪兒看了一張碟
回來告訴我
一個頂級的殺手
設法經過嚴格的安檢
來到目標面前
他摘下眼鏡
把鏡片往桌子上一磕
用鋒利的玻璃
一下切開了對手的頸部
大功告成
二十五年后
我寫詩
修煉出像那位殺手
一樣的功夫
就是
用日常的材料
攻致命的部位
其實最大的秘密
始終是你
怎樣才能站到生活的面前
2013 年11 月30 日

“怎樣才能站到生活的面前”？探究這個貫穿古今中外的詩學命題，我始終認為：作為詩人，修煉“怎樣才能站到生活的面前”比精雕寫作的技巧重要得多。侯馬正是不偽作虛假、不彰顯夸張、以世俗性的主題以生活的目擊者的姿態大大方方、無遮無攔、義無反顧、冷靜且斬釘截鐵地“站到生活的面前”的詩人，他的詩具有濃厚的生活質感和現實穿透力，他的詩牢固地“植根于當代生活的土壤，而不是過去的幻想之中。”
[于堅，《詩六十首》[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頁。]
他的詩視角平視，卻不低淺，敘事沉靜卻飽含情感。作為一個擁有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的詩人，侯馬以現實的目擊者的身份從現實生活中索取養料和創作塑材，并隱藏了他對過往人世、生命存在的憂患和悲涼感悟，這類作品具有豐富的敘事張力和內在精神強度。

有一個人他自己還記不記得他是誰

有一個人
不知道死了還是活著
這個人我連見過都沒見過
我聽我哥講有這么一個人
東楊村里有這么一個人
賈老四
實際上他不姓賈
也不叫老四
老四死了
老四的遺孀又嫁了一個男人
村里人說他是假老四
就這么叫了他一輩子
賈老四
2012 年9 月7 日

震懾活人的殯葬

葬禮上難覓真悲傷
喪戶不可阻擋鄉親猜拳行酒令
圍觀者也不擔心聲嘶力竭的哭聲
誘發了女眷的數番昏厥
孩子們披麻戴孝
在難得見到的照相機前
表哥竟然露出了笑臉
他一輛一輛把自行車數清
這就是他的親戚們
近在同村 遠及鄰縣
不出五服 血親姻親
雖無一權貴 無一富戶
但是他們要震懾的
也是窮人 無非鄉親 足矣
他就在二八自行車陣前
趁著哀樂狂奏
把一個往日叫板的鼻涕蟲打翻
2009 年3 月

  為什么將這兩首放在一起研究呢？這兩首詩是侯馬近年來創作的比較有深度的作品：用樸拙的口語樸拙地講出人死后發生的事情，引申出身份問題，外人對死者的死的麻木，死者被作為符號埋進塵土墓葬。死亡在詩中是如此之輕啊！輕得消解了死者生前所有的存在價值、消解了親情、消解了感情甚至消解了死者生前存在的真實性，這就是血淋淋的現實啊！兩首詩在平靜中講述，敘述者（詩人）異乎尋常的冷靜無情，恰恰是這無情的冷靜和清淡震懾著還存活的人思考死亡與身份，生命的輕與重，生活的況味和人性的情境，以及死亡對于活著為什么會帶去那么多的虛無。
   除上所述,這兩首詩還給人帶來了反思死亡的陌生化效果。“陌生化”使我們能夠重新體驗和感受所有對于我們來說再熟悉不過的事物和現象。
[ 馬新國：《西方文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頁。]
什克洛夫斯基在他的著名論文《藝術作為手法》中提出：“那種被稱為藝術的東西的存在，正是為了喚回人對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頭更成為石頭。藝術的目的是使你對事物的感受如同你所見的視象那樣，而不是你所認識的那樣；藝術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復雜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難度和時延，既然藝術中的領悟過程是以自身為目的的，它就理應延長：藝術是一種體驗事物之創造的方式，而被創造物在藝術中己無足輕重。”
[ 什克洛夫斯基：《關于散文理論》，轉引自方珊，《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
死亡與葬禮必定要與悲傷關聯，然而侯馬在兩首詩中呈現的是死亡的被熟視無睹，他更為關注活著的人而非死者本身。這種旁觀者情感零度化的客觀敘寫，帶給我們的不是情感的審美體驗，而是真實的震撼力——一種陌生而超越現實的力量。
優秀的詩人不一定要對峙生活，以對峙問題的姿態寫作，未必會產生強大的張力、撞擊力，然而優秀的詩人必定具有善于將平靜的瞬間和現實煥發出永恒的精彩的能力，當然，每個人的創作路向與駕馭題材和調控語言物象的能力有所不同，其進入真實的入口和出口甚至是對真實的理解也大相徑庭。侯馬說：“我寫的詩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現實的，我就考慮，你寫現實怎么才能抗衡住超現實這種藝術魅力？那就必須在真實上下功夫，就是你無限真實，比別人走的更遠，這樣一來這種真實的力量可能才會產生超越現實的藝術力量。”
[ 《在文明的傳承中捍衛人性——侯馬訪談》，訪談人王世強，《山花》2014年第4期B版。]
那么，如何在真實上下功夫？從侯馬剛剛出版的詩集《大地的腳踝》我們可以看到，近幾年來，侯馬越來越善于從個人職業經驗中選取素材，汲取養分，在感性與理智的融合中展現人性的真實、生存的真實、靈魂的真實，沿著這一思路，他的詩路也越走越遠，越拓越深。亦如他自己的剖析：“而我為什么相對來說，能走的這么遠、這么真實，我覺得跟我的職業是有著很深的關系，就是你的思考更理性，觀察更客觀，下筆更冷、更酷。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意義上，反過來講，這個職業的矛盾性反而給我帶來了增長性。”
[ 《在文明的傳承中捍衛人性——侯馬訪談》，訪談人王世強，《山花》2014年第4期B版。]
誠然，無論當下詩歌批評界怎樣強調歐美新批評派的文本細讀意義，我們都無法絕對淡化詩人的職業或社會身份對其創作的影響，亦如分析特朗斯特羅姆的詩，無法忽略他的心里醫生的身份；解讀布羅茨基，我們不能無視他的流放生涯；欣賞繼里爾克之后最有影響的德語詩人保羅·策蘭的詩作，我們不能跨越其父母死于納粹集中營、詩人本人歷盡磨難的命運礁石。詩集《大地的腳踝》中充分顯示出職業與寫作間正增長的促進，詩人將其職業生涯中很多可以寫入小說的案件以短詩的方式講述出來，一方面顯示出詩藝的精煉純熟和自信，但最為重要的是為當代漢語的詩寫帶來新經驗，豐富了當代漢語詩歌的寫作。
   
清明悼念一樁殺人案的受害者

男人從鄉下趕來
要把在城里打工的妻子
勸回家
妻子已另有相好
倆人吵翻了
大打出手
男的用菜刀
使勁剁
女的終于服軟了
跪著說：
“我跟你回去”。
男人，望了一眼
快砍斷的脖子說：
“來……不及了”
2012 年4 月3 日清明假日

太陽底下已經沒有新鮮的事情了，這首詩侯馬從職業的視角出發，憑籍幾十年的警察經驗，發現、再發現生活的真實——角落的真實、震撼的真實、匪夷所思的真實、離奇玄妙的真實，他的筆下充盈著更深廣的詩寫領域。在侯馬的新詩集《大地的腳踝》中，將刑事案件入詩，將一部洋洋萬字的小說濃縮成一首短詩，揭示生活的殘酷和血色，人性的虛假和怯懦，現實的荒唐和事與愿違…… 經驗的獨特，考量生活視角的新鮮，觸及問題的深度，這些恰恰是職業賦予侯馬的創作財富。在當代詩壇上，相關題材的寫作無疑樹立了侯馬詩歌的個性色彩，開掘了詩寫的新領域。


以口語捍衛當代漢語詩歌的尊嚴

在現代詩人中，用口語寫作或是用接近口語的語言寫作，可以說也是一種傳統。口語與書面語在表意功能上大致相同。對于二者朱光潛是這樣看的: 也還是活的。就大體來說，詩所用的應該是‘寫的語言’而不是‘說的語言’,因為寫詩時情思比較精練。”
[朱光潛:《詩論》，《朱光潛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第104頁。]
口語寫作的特性，決定了語言要真切、平易、沖淡，要杜絕辭藻的堆砌與粉飾，要用語言本身去說明問題，這就需要詩人具備真實的情感。
作為一個先鋒詩人，侯馬始終堅持用口語寫作，他從不夸大語言的能量、淡化辭藻的華麗、炫美，始終用一種最貼近生活本身且最能為普通人所理解的方式“捍衛真正和深刻的抒情”。
[《麻雀訪談錄——張后訪談詩人侯馬》，《大地的腳踝》，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4月版，第190頁。]
多年來，他不斷更新和突破口語詩寫的可能性和承載力，他的創作為當代漢語詩歌帶來新鮮、持續的口語魅力。然而，他的詩并未滯留于口語的清淺俗白，詩人決不進行簡單的日常用語的復制，他堅持從自我的深處反叛自我，他的詩歌在表面的口語化背后所呈現的是深不可測的思想深洞和洋溢活力的生動，他以情感節制的精細語言與顧及內在生活邏輯和人性邏輯的真實質地，戳穿被掩蓋的虛假，以期挽救人類的道德危機；在那些樸素的口語背后，他暗藏批判的鋒芒，詩句常常一針見血，如同“用鋒利的玻璃/一下切開了對手的頸部”（《酷評》），直指人性的異化問題與權力對底層的侵略及遮蔽。他以鮮活的漢語，樸素日常的口語，書寫著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時代乃至人類的憂思、承擔，他的詩作經得起時間的磨煉與歲月的考驗，無愧于個體的責任與使命，正如他自己在詩中所寫：“即使在夢中/我也自覺接受詩神的審判”（《春節在江南夢到詩友》）。
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維斯拉瓦·辛波斯卡在斯德哥爾摩諾貝爾文學獎演講辭中說道：“在不必停下思索每個字詞的日常言談中，我們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軌’之類的語匯……但在字字斟酌的詩的語言里，沒有任何事物是尋常或正常的——任何一塊石頭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云；任何一個白日以及接續而來的任何一個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種存在，這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的存在。”
[維斯拉瓦﹒辛波斯卡：《詩人與世界》，《萬物靜默如迷——辛波斯卡詩選》，陳黎張芬齡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3年3月第4次印刷。]
誠然，對于詩人來說，沒有任何一種詩歌可以脫離日常生活與日常經驗而存在，藝術本身即是對世界的模仿，所謂純詩或當今盛行的口語寫作，其區別只在于該以何種形式將純粹的思想從日常中抽離，并以更為高級的方式對其進行演述與塑形。
從這一點來看，侯馬的口語魔力正在于，他無需為他的思想裹上繁重的外衣，摒棄主流話語權力下的公共話語模式，選擇以極為平實的語言對處于歷史發展中的人與社會進行感性觀照，發掘其內在的污點與空虛，但這并不意味著侯馬疏于詩藝的修煉，他看重“真實”這一藝術魅力的重要性，敏感于語言去華麗化和去程式化后的精確表達，以最接近生活用語和日常事件的文字，深入揭發人性與權力的污垢。親歷的事件被詩人藝術化地轉化為創作的素材，如在《但是只有嫌犯目睹全程》中，詩人寫一場火災的發生與接踵而至的救火行動：“喊救命不會引來援助/喊著火也一樣”，“而鄰居甘愿做一名看客/一邊欣賞一邊感嘆/把有濃煙的圖片發到微博”，這樣隔岸觀火的行為方式似乎早已成為現代社會中人們司空見慣的場景模式以及危難發生時的第一選擇，民眾的擔當被“獨善其身”的思想圍困，人類的良知被全身遠害的怪圈吞沒，對他人的擔負“像一個危險的思想/陷入了行動的烈焰”。在這里，我無意于剖析文本的思想深度，而是想表達一直困擾我的一個問題：口語寫作能否或如何表達沉重的思想或社會歷史的深度？從侯馬的口語書寫經驗中我找到了部分的答案。

身體書寫與意識觀念的構建

侯馬說：“我寫的詩是‘人之詩’”，“我的作品傳達一種捍衛人的價值觀”，這樣的價值觀“總是跟一定的經濟基礎、社會形態密切相連”。
[侯馬：“我的作品傳達一種捍衛人的價值觀。這是一個最低標準，也是一個最高標準，因為反人類的東西太多了，戕害人性的事比比皆是。藝術就是要在最自由、最底線的角度去捍衛人性，否則要它干嘛？吃飯、睡覺、生殖就可以了。我覺得美其實就是一種善的超越，善就是一種價值觀。當然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復雜的表現形式，更需要一些辨識。而且特別殘酷的是，它總是跟一定的經濟基礎、社會形態密切相連，所以通常我們也不容易辨識出真正的價值觀、核心的價值觀在哪。當然如果只談捍衛人性的話，可能會回到那種非常簡單的身體表達，甚至是非常簡單的欲望表達，這肯定不是超越，我覺得文明反而是一種高級的欲望形式，這種文明的進程就是以復雜對復雜、以深奧對深奧，捍衛最簡單的東西也需要最復雜的心智。一切沒那么簡單，簡單反而實現不了。”
見《在文明的傳承中捍衛人性——侯馬訪談》，訪談人王世強，《山花》2014年第4期B版。]
以此為基點將侯馬的自我省視納入其詩歌的意識觀念中詮釋，就可以發現隱含在他的詩作中相悖反的兩極——權力與民間主體的對抗與交鋒，這乃是源于詩人警察與先鋒詩人——一個社會的覺醒者這雙重身份的相克相生。并非一種無意識的偶然，侯馬的新詩集命名為《大地的腳踝》，無論是大地還是腳踝，都有特別的含義，我更為關注其詩集中關于權力和身體的書寫——權力和底層的隱喻。
詩集中，身體的概念有明確而廣泛的指涉，詩人以身體或者更準確的說以一系列身體形象來重塑底層民眾的主體性，這些形象通常以碎片化斷續的方式呈現，即是說它們是作為整體的身體的一部分，是作為身體有機構成的器官，如“腳踝”、“手”等等，它們或因為從整體脫離“喪失了有機性而訴苦。”
[ [英]特里·伊格爾頓：《審美意識形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40頁]
或因為活力的消亡而成為被異化的權力與暴力的身體形象，而當身體被看作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時則未被賦予主體的自覺意識。伊格爾頓認為：“活的身體把自己表現為一種表達性的整體，只有在它被殘酷地破壞、分裂為眾多的碎片和具體的片段，戲劇才能夠在這些碎片中提取意義。意義并不存在于和諧的形象上，而是在身體的廢墟以及被剝離的肉體中成熟的。”
[ [英]特里·伊格爾頓：《審美意識形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41頁。]
侯馬在身體的基礎或者說身體的廢墟上重建人的價值觀，為底層民眾爭取應有的權利，重新修復被現實社會所吞噬的人的本質力量，就成為了無可非議的選擇。
在侯馬筆下，權力與底層的身體形象是截然相反的兩極。權力的身體形象是異化的、畸形的，是失去健康與活力甚至趨近死亡的生命形象。如《反目成仇》中被仇恨的鐵鏈勒彎的肋骨，顯示著人性的缺失終將置自身于萬劫不復的境地；如鳥“蜷縮起來的腳趾/擁有了抓牢萬世枝條的權力”（《為什么電不死》），在“電不死”的奇跡中暗含著詩人對權力的嘲諷。在這樣的形象中，意義與物質達到了分裂的邊界，完成了生存意義的流失：

冬天的腳踝

無論秋風多么浩蕩
也難以盡遣
頑強的樹葉
直到
冬天塞給它一把寒刀
割斷所有的臍帶
腿筋、發辮和莖蒂
樹
終于光禿禿了
一架架通往
虛無的梯子
冬天
就踩著這些梯子
來到地面
化身為
冷嗖嗖的稻草人
守著空無一物的大地
身體下面
只有那么一根
蒙霜的腳踝
2013 年12 月21 日
  
“冬天”踩著“一架架通往/虛無的梯子”，“來到地面/化身為/冷嗖嗖的稻草人”，“身體下面/只有那么一根/蒙霜的腳踝”。從“冬天”到“冷嗖嗖的稻草人”再到“蒙霜的腳踝”，權力從其隱喻到其身體形象的置換中，無情地割斷了所有供給其營養的通道——“臍帶/腿筋、發辮和莖蒂”，拋棄道德基點，隨意壓榨底層人民的鮮血，無視他們的生命，從而割裂了自身與生命的聯系，作繭自縛般將意義與內容分離。這顯示了詩人內心深處對權力的不屑與鄙夷，他正是要以權力身體形象的空虛與軟弱無力來突顯底層身體形象的鮮活能量，以堅實的基底恢復身體被掠奪的力量。在《蚯蚓的歌聲》中，詩人寫道：“暗夜，蚯蚓用糞便建造了金字塔//這人類難以企及的精良的盾構機/它只有一個意念就是吞咽/它只保留一個器官就是肛腸”。看似最卑賤的器官其實卻是人類高度文明的推動力，底層民眾正如蚯蚓一樣，以“吞咽”一般默默無聞的勞作方式“為星球打工，替蛇還債”，而它們表面的沉默決不代表靈魂的鈍感與安逸，“那把發聲器官和裹尸布合為一體的正是蚯蚓”，底層的身體形象要求生命的尊嚴與自由，在生命所能觸及的最大空間內表達自我對權力的反抗，正如伊格爾頓所說，“對身體力量的控制與僭用的斗爭并不會輕易平息，這種斗爭將在任何一種試圖壓抑它的社會制度內刻下自己的痕跡。”
[ [英]特里·伊格爾頓：《審美意識形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193頁。]
    在權力與底層身體形象的兩相對比下，侯馬以身體為基礎重建了一切，他以冷峻與溫情兩相協調的筆調勾勒著理想與現實的雙重圖景，重塑人的價值觀，重建倫理、道德、人性的歷史，在日常生活與政治的離合中，喚醒人類的良知，抵抗權力的吞噬。



結語：

       這些年我始終秉持著一種誠切的詩學愿望參與探討當代漢語詩歌發展的有效向路；默默地關懷當代詩壇中優秀的漢語詩歌和那些已經名聲詩壇或還在小荷才露甚至顯為人關注的優秀詩人歷時性的或當下的詩歌創作狀態等相關問題時，始終有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縈繞筆端：那就是究竟什么才是優秀的當代漢語詩歌？我編輯詩歌刊物年復一年，主持的中外詩歌活動越多，參加的詩歌研討會越熱烈，收到的詩刊和詩集越豐富，這個問題就愈是鐘鳴般的在耳畔追問。其實，在這篇詩論中，我部分地回答了自己的思考！
可否用侯馬自己的一段似乎很不詩歌的訪談問答，為本文做一個很不學術的小結？“我真的越來越不在乎房子，三尺安靜的書桌，富足的心靈和智慧，辛勤的勞作和不竭的創作，才是滿足精神的家園。”
[侯馬：《大地的腳踝》，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4月，第179頁。]

                                                                           



作者簡介：
孫曉婭：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副主任，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詩歌研究動態》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