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視域中的漢學研究與中國文學的世界化進程

——韓國漢學家樸宰雨教授訪談錄①

漢 學 家 簡 介
    樸宰雨，生于韓國錦山，韓國漢學家、翻譯家、散文家、國際知名學者?，F為韓國外國語大學榮譽教授兼博士生導師、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國教育部國家級人才講座教授，兼任中國社科院季刊《當代韓國》韓方主編、國際魯迅研究會會長、世界漢學研究會（中國澳門）理事長、韓國世界華文文學協會會長，曾任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韓國中語中文學會會長、韓國文學翻譯院理事、韓國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院院長等職。著有《〈史記〉〈漢 書〉比較研究》《韓國魯迅研究精選集》 《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通論》等，譯有《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魯迅與現代中國》《中國當代十二詩人代表詩選》等， 曾擔任“中國魯迅研究名家精選集”叢書 （十卷本）韓文版主編。


訪談人：張乃禹  
受訪人：樸宰雨（PARK JAE WOO）

     訪談按語：樸宰雨，著名漢學家，韓國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現為國際魯迅研究會會長同時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韓國》韓方主編、世界漢學研究會（中國澳門）理事長、陜西師范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國教育部國家級人才講座教授, 曾任韓國文學翻譯院理事、韓中專家共同研究委員會社會文化組組長、東亞文學論壇組織委員、 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韓國中語中文學會會長。作為世界知名的漢學家和翻譯家，樸宰雨首倡在“東亞文化共同體”中構建“東亞魯迅學”的學術構想。
      本文以東亞視域中的漢學研究、國際魯迅研究和中國文學學術世界化為中心話題，對樸宰雨教授進行了專訪。樸宰雨在回顧學術研究歷程的基礎上，重點闡述了海外漢學的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國際魯迅研究會成立的緣起及其對魯迅研究世界化的推動、中韓文學交流現狀與展望、東亞文化共同體的方法論意義、東亞視域中文學融合發展的困境與可能性、韓國文學世界化的經驗啟示、中華學術世界話語權的謀求路徑、海外漢學研究與中國文學學術世界化的互動及其邏輯關系等問題。樸宰雨教授的深刻見解為中國文學和中華學術的世界化進程，提供了一個可資鏡鑒的東亞視角。

張乃禹（以下簡稱張）：樸教授好！首先非常感謝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接受我的訪談。眾所周知，您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翻譯家。研究領域由古及今，在海外漢學、國際魯迅研究和文學翻譯方面都卓然有成。首先請您談一談什么機緣巧合促使您學習中文并從事中國文學研究？
樸宰雨（以下簡稱樸）：我的祖父和父親都具有一定的儒學造詣和儒家思想情結，可能是緣于這種家族傳統的影響，我高中時就對漢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屈原的《漁父辭》，到韓愈的《師說》，都曾深深地吸引了我。但真正改變我命運走向的，是我的大學時代。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解凍，當時我認為中韓關系也應該會相應的走暖，于是就選擇了首爾大學中文系，這一選擇成為我以后人生道路的關鍵節點。大學期間，學習的基本都是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等古代文學，比較乏味。而且當時正值樸正熙獨裁時期，在參加民主化運動的過程中，學報社的一位同學請我寫一篇“魯迅的文學與思想”的論文，當時第一次聽到魯迅的名字。雖然相關資料比較匱乏，還是經過多方搜集，寫出了這篇論文，從那時起算是我真正開始了中國文學研究。

張：據我所知，您后來到臺灣攻讀博士學位，您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史記><漢書>傳記文比較研究》，請問您如何將研究重心從中國古代文學轉移到中韓近現代文學？
樸：大學畢業后，我想繼續研究魯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但只有一個途徑，那就是攻讀碩士和博士。當時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在韓國讀碩博，二是去臺灣留學，后來決定去臺灣。但到了臺灣之后，發現現當代文學是研究禁區，能夠研究的都是《詩經》、《左傳》、宋朝以來的文學理論、李白詩、東坡詞等古代文學內容。寫碩士論文的時候，跟指導老師商量之后的結果是決定寫有關《史記》的研究論文，正好魯迅在古代文學中評價最高的也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后來博士論文又將內容擴充了一下，加入《漢書》的內容，從傳記文的角度切入，對它們進行比較研究。在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1985年開始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并在韓國出版，同時展開對中韓近現代文學的研究。



張：您目前正在從事哪些方面的研究？請具體簡單談談您的研究思路和具體計劃。
樸：我2019年9月份已經基本退休，但已續聘五年，成為榮譽教授，還可以帶博士和博士后，相較于退休之前，現在比較自由。準備在未來的若干年之內完成之前累積下來的翻譯工作，主要有《莫言散文新編》和《莫言演講新編》，還有已經達成翻譯意向的中國代表性詩人的詩歌集等。此外，還有《魯迅小說集》的重譯和一些學術著作的翻譯等。

張：以上您主要從翻譯方面介紹了研究思路和計劃。那么學術方面，您正在進行哪些研究？
樸：博士論文寫完之后，我的研究重點從古典轉向現當代，所關注領域之一就是中國現當代韓人題材作品、韓人形象作品的發掘與研究，已經發表二十多篇相關論文，但還是感覺欠缺系統性，需要繼續下功夫查找新資料，寫出一些新成果，將其集結成著作推出。此外，韓國接受魯迅的歷史問題是我從大學以來就一直關注的焦點，韓國近現代的精神架構、文學思想與魯迅精神之間進行過何種對話？韓國近現代一些知識分子從魯迅身上吸取了哪些精神養分和思想資源？魯迅的思想如何在韓國思想形態、實踐形態和斗爭形態中具體體現？對韓國精神史、思想史與魯迅對話的過程進行體系性的整理分析，可以呈現韓國文化與魯迅深層次接受對話的過程。
此外，中國現當代文學在韓國的接受史，也是我的研究重點之一。目前已出版幾種著作，由于《日帝下中國現當代文學接受史》三部（新聞編、雜志編、翻譯編）和《韓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通論》出版已久，后來新的研究成果沒有收錄進去，所以準備補充相關內容，推出新版本。

張：當前，海外漢學逐漸脫離邊緣化地位，海外漢學界對中國文學的關注令人矚目，也涌現出一批代表性成果。您是著名的漢學家，也是韓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請問您對目前海外漢學的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有何高見？
樸：隨著中國的復興，不僅在政治、經濟和外交方面，在文化和文學方面，關注和研究漢學的學者越來越多。在資料考證和整理注解的基礎上，有些學者引進西方文學理論嘗試重新闡釋漢學。改革開放以來，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中國學者日益增多，他們通過卓越的學術智慧與世界漢學界進行對話，涌現出眾多成果。與此同時，中國學界也積極改變對待海外漢學界的態度，早在2005年，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就在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海外漢學界也比較關注中國學界的變化，在多元方法論的指引下，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比如加拿大，漢學和中國文學傳統深厚，與中國學者之間的合作比較活躍。中國學者的優勢在于漢學典籍的整理、注解和出版，海外漢學界則利用這些材料，導入新的方法論，進行重新闡釋和評論。就現有趨勢來說，在中國加強海外翻譯和學術研究支持力度的前提下，海外漢學界正與中國學界取長補短，緊密合作，一批新的成果正在涌現。

張：具體到韓國，當前在漢學和中國文學研究方面，取得了何種成就？有何特點？
樸：韓中一衣帶水，韓國是與中國在地理和心理上最接近的國家之一，韓國并沒有徹底廢除漢字的使用，中學開始就講授漢字。高中畢業需要掌握1800個漢字，從事文史哲研究的學者所掌握的漢字當然更多。韓國需要從各方面了解中國，因此漢學研究的力度和熱度一直居高不下。之前，無論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還是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日本的漢學研究力量比較強大。但是最近一二十年，韓國已經趕上并在某些方面超過日本。目前，諸如韓國中語中文學會、中國小說研究會、韓中語言文化研究會、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等與漢學相關的研究會多達三十余個，每年都定期舉辦學術會議，出版KCI期刊。韓國KCI期刊評審制度嚴格，遴選出來刊載的論文質量較高。另外，漢學單行本著作更是不計其數，水平可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漢學研究相媲美。

張：您牽頭成立的“國際魯迅研究會”，聚合了眾多國際魯迅研究專家，成功組織了九次“國際魯迅研究會議”，在世界范圍內推動了魯迅研究。請簡單談一下“國際魯迅研究會”成立的背景、目的和至今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對魯迅研究世界化進程的意義。
樸：1992年韓中建交，東亞魯迅研究開始推進。1993年，中日韓學者在首爾齊聚一堂，探討各自國家的魯迅研究狀況，當時中國的嚴家炎先生、林非先生、錢理群先生、王富仁先生與日本東京大學的丸尾常喜教授等均參加了在首爾舉辦的這次魯迅國際研討會。這次會議意義非凡，影響深遠，代表性魯迅研究學者悉數到會，專家們對韓國魯迅研究的學術力量贊嘆不已，因為在此之前，極少有人知道韓國也存在魯迅研究且達到如此深度。當時我擔任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的秘書長，一直與專家學者們保持聯系。我做會長的時候2001年又舉辦了一次會議，之后北京魯迅博物館孫郁館長邀請我做講座，并聘請我為客座研究員。2005年，魯迅博物館與我合作出版了一本《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趁此機會我們組織了兩次論壇，一次在孫郁館長的母校沈陽師范大學，一次是四個月之后在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的參會者有王富仁、錢理群、孫郁等，韓國的參會者有“韓國魯迅”之稱的李泳禧、進步文學評論家任軒永以及柳中夏等其他的年輕學者，兩國學界進行了深層次的交流。
魯迅博物館的葛濤研究員非常有組織能力，與他交流過程中，我們一致認為有必要成立國際魯迅研究會并達成共識。魯迅的長孫周令飛也熱烈支持國際魯迅研究會的成立，他的父親周海嬰我也多次見面交流。周海嬰去世之前，與周令飛一起組織了一個“魯迅社會影響調查報告”，其中的“魯迅研究在海外”由我負責，內容囊括十一個國家的魯迅研究情況。在此過程中，我認識了眾多國際魯迅研究學者，基于這樣的人脈關系，2011年9月在紹興舉辦魯迅誕辰130周年紀念大會上，籌備委員會舉行會議，正式決定成立國際魯迅研究會，推舉我為首任會長，周令飛、藤井省三、張釗貽(Cheung Chiu-yee)、寇志明（Jon Kowallis）、馮鐵（Raoul David Findeisen）為副會長，會員遍及中國、韓國、美國、俄羅斯、日本、越南、印度、埃及、德國、奧地利、法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至今已在中國、印度、美國、韓國、德國、奧地利、馬來西亞等地成功舉辦了九屆國際學術論壇。其中在美國哈佛大學舉辦的第三屆會議意義重大，標志著在世界最有名的大學里插上了魯迅研究的旗幟，由此國際魯迅研究會逐漸得到了世界主流學界的認可。當時王德威教授為了這次會議，還在哈佛大學特別開設了魯迅研究課程。這些會議的舉辦雖然費心費力，但我覺得意義重大，每次會議都吸引了眾多媒體的報道。我們的目的就是在世界范圍內，團結魯迅研究的力量，傳播魯迅精神，推動魯迅研究在世界每個角落開花結果。



張：在您的推動下，韓國的魯迅研究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厚的成果，如《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韓國魯迅研究精選集》（Ⅱ）等。在此基礎上，正在嘗試將研究視角延伸至“東亞”，《從韓中魯迅研究對話到東亞魯迅學》即是重要的代表性成果。請您談一談“東亞魯迅學”構建的可能性及其發展路向。
樸：東亞三國以農業文化為背景，以儒教文化和漢字文化圈為載體歷經不同時代的發展，雖然表面呈現出比較松散的文化格局，但從傳統根源上來看，在文化心理方面，還是具備較強的審美契合性。我在不同場合的演講中，都多次提到“東亞文化共同體”，正是基于世界其他文化共同體而提出的應對性概念。當前全球三分天下，北美、歐洲、東亞構成菱形格局，其中北美基本上是鐵板一塊，歐洲相對松散，但并不像東亞這樣錯綜復雜?？v觀近代以來120多年的歷史，東亞國家之間一直處于侵略與被侵略、殖民與抵抗、逆向與合流等文化關系中。我很認同李泳禧提出的“作為東亞智慧的橋梁的魯迅論”，魯迅的思想雖然比較激進，但很有智慧，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前提下，如何在多元社會中更好地激活魯迅精神，加強文化融合，真正形成東亞文化共同體，值得深入思考。
目前，至少在東亞文化語境中，魯迅精神被進步知識分子廣泛認同，西方只是將魯迅視為研究對象，研究魯迅思想的現代性以及西方思想對魯迅的影響等，但對于魯迅靈魂深處的共鳴，遠遠不及東亞。如果說中國學界對魯迅的研究主要側重于資料考證與拓展研究，那么韓日等東亞學界則主要側重于魯迅精神的發 掘及其精神的具體實踐。因此，在東亞范圍內廣泛認同的基礎上，“東亞魯迅學”的構建正在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



張：韓國與中國一衣帶水，比鄰而居。作為東亞漢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員，自古以來與中國的文學文化交流密切且影響深遠。由此，無論是中國對韓國文學的研究，還是韓國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大都將研究視角和重心投向古代。據我所知，這種偏重現象已大有改觀，請問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樸：在讀大學本科時，我就認識到韓國對魯迅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停留于初步階段。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老學者一般都是從中國臺灣留學回來的，學術視野比較保守，所以他們對中國大陸和現當代文學欠缺了解，采取鄙視的態度，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無法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1992年中韓建交前后，他們的態度有所改變，但韓國大學中古代文學與語言學學者還是主流力量，這也與中韓古代密切的文學文化關系有關。但是，我在臺灣讀完博士后，轉向現當代，以古典文學博士的身份做了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的秘書長，一直提倡研究現當代文學。
另外，客觀形勢也需要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年輕的學者開始涌現。韓國的政治民主化也需要中國經驗，需要將中國歷史文學作為重要的參照系。韓國民主化運動過程中曾吸收了包括毛澤東、魯迅等在內的海外各種激進思想，在此過程中，魯迅自然而然地進入韓國學者們的研究視野。因此，在當下韓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古代文學研究平分秋色，甚至大有超越古代文學之勢。但畢竟古代文學的傳統深厚，學術話語方面還是相對占據一定主流優勢，但這一現象正在逐漸發生改變。

張：中國有莫言，日本有村上春樹，有人認為韓國文學沒有影響力巨大的代表性作家。對于這一點您怎么看？
樸：韓國有個著名詩人叫高銀，我2019年下半年去瑞典，有個學者向我問起高銀，原來高銀的世界性影響如此強大，中國學界也普遍認為高銀詩歌能夠代表韓國詩歌的最高水平?？上?，他后來在倫理問題上受到了社會上的嚴厲批判，活動受到了限制。此外，韓國還有幾個作家，雖然不能說像莫言和村上春樹影響力那么巨大，但還是相當知名，比如小說界的黃晳暎、李文烈、韓江等。另外，韓國的對外宣傳策略上存在一些問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張：對于中韓兩國的詩歌交流，您也做出了重要貢獻。兩國詩歌交流的意義何在？今后會在哪些方面繼續加強這方面的交流？
樸：我對中國現當代詩歌產生興趣始于2010年。當時北島在韓國獲得了一個詩歌方面的國際獎項，他曾發電信給我讓我翻譯他的詩歌，以便以中韓語言交叉朗誦。在此過程中，發現中國當代詩歌也有很多佳作。中國的主要詩人，如北島、舒婷、于堅、王家新、翟永明、瀟瀟、北塔等都曾受邀參加韓國幾乎每年舉辦的韓中詩歌朗誦會等文學活動。此外韓中日東亞詩人大會，已舉辦兩次，邀請一些代表性韓中日詩人參加。
相較于學術活動的呆板和深刻，詩歌朗誦交流比較輕松，上次高銀和舒婷的詩歌朗誦活動影響就比較大，他們的詩歌分別被翻譯成韓中兩國語言，學生們也積極參加。上海詩人王寅本來組織了“詩歌來到美術館”系列活動，將全世界著名詩人請到上海，進行采訪、對話和朗誦，已經好幾年了。我受到他的委托，把韓國比較年輕的代表性詩人推薦到這個活動中，期待有助于他們的國際化成長，不過，由于新冠疫情的影響，這個活動也拖延了吧。



張：我注意到，您發表在中國《外國文學研究》上的題為《韓國學界對中國近、現、當代作品中韓國人形象的發掘與研究》的文章。該文章對中國文學作品中韓國人形象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整體梳理，對研究史的發展脈絡與各個時期的研究特點都進行了鞭辟入里的評析②。能否請您分享一下此文的撰寫緣起和研究心得。
樸：我從臺灣獲得博士學位之后，打算轉向魯迅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但當時魯迅研究已經相當充分且深入。正在苦惱如何找到魯迅研究切入點的時候，日本東京大學請我寫一篇韓國魯迅研究相關的論文，這種研究史梳理性質的論文比較容易入手，算是我研究生涯中魯迅研究的新開始。但是若要把魯迅二十部原作全部細讀并找到適合自己的研究選題，并非易事。在此過程中，我發現郭沫若的《牧羊哀話》、蔣光慈的《鴨綠江上》等，都是以韓國為題材反映日本殖民壓迫的小說。1992年中韓建交后，借助來往中國的機會，我就向這方面的專家如錢理群、楊義、吳福輝等人請教，獲取了大量資料和寫作靈感。1996年我從文化闡釋、發展脈絡、作品分析的角度寫了三篇“中國現代韓人題材小說”的相關論文。對這一主題，中國學者關注度不高，一般只是在文章中略略提及，并未深入全面梳理。
作為首個從比較文學形象學角度涉足這一領域的韓國學者，我至今已發表幾十篇相關論文，以后打算集結出版。在此過程中，我還組織過韓中日國際研究團隊，以“20 世紀中國作家的對韓認識與敘事變遷”為主題深入研究，除了我之外，團隊成員還有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楊義和他的博士后常彬（現任華僑大學文學院院長），韓國的李騰淵（全南大學榮譽教授），日本的郭沫若外孫女藤田梨那（國士館大學教授）等。2009年在嘉興舉辦“韓國抗日獨立運動敘事與嘉興”的研討會，中國、韓國、美國、日本等地學者提交了各個語種的現當代韓國抗日題材文學相關論文，影響巨大。會后，我將自己相關成果匯集成書，在2010年出版了此領域的第一部韓文專著《20世紀中國韓人題材小說的通時考察》③。我作為這個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也讓研究生們涉足這一領域，指導了博士論文二篇與碩士論文十來篇。前前后后，來到韓國留學的中國人吳敏和來到中國留學的韓國人金宰旭等也開始研究這一主題，成果很突出，但總體上講，這個領域的研究力度還有所欠缺，研究脈絡也欠清晰。為此，我從韓國學者的立場，2015年在《外國文學研究》發表了這篇論文。



張：有學者曾經指出：“歷史最悠久的文化圈其實是東亞文化圈。”④特殊的地緣政治和文化淵源使“東亞”成為一個突出的文化場域，您也曾作為中日韓東亞文學論壇的重要發起人之一，直接參與了當代東亞文學的交流和互動。請問在中日韓文學交流和研究方面，“東亞文化共同體”是否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東亞視域中的文學融合發展存在何種困境和新的可能性？
樸：東亞文化共同體作為某種想象性存在，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的“想象的共同體（The Imagined Community）”的內在理路存在契合性。東亞文化共同體沒有實體，只是一個想象的產物，只有得到大部分人的認同，才有實際效果。韓國較早就提出“東亞文化共同體”這一概念，但由于容易讓人聯想到二戰期間日本曾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這一構想并沒有得到周邊國家的積極回應。后來中日學者都逐漸表示認同，這釋放出一個積極信號。所以，你所說的“東亞文化共同體”作為某種方法論，我認為很有意義和必要。
以儒教為中心的漢學傳統是東亞共同的傳統文化特色，而共同的漢字文化傳統又使東亞三國能夠互相借鑒、彼此接受，無論是魯迅代表的新文學還是金庸代表的通俗文學，都能夠在東亞獲得心理認同。這對于漢學和東方學研究，提供了諸多靈感和啟示。東亞文化共同體作為處于“國家”與“世界”之間的某種中間形態，即使政治上難以實現徹底認同，在文化和文學上完全可以發揮應有的協調作用。我作為發起者之一舉辦的“韓中日東亞文學論壇”（韓國文化藝術委員會和大山文化財團、中國作家協會、日本大江健三郎推薦的日本作家團三者聯合輪流舉辦。名稱以主辦國為中心，輪流改為“第一屆韓日中東亞文學論壇”、“第二屆日中韓東亞文化論壇”和“第三屆中韓日東亞文化論壇”等）正是基于這樣的考量，此活動目前在韓、日、中、韓輪流舉辦四次，已經持續了十年多，在推動東亞視域中的文學融合發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此過程中，我們認識到在東亞文學與西方文學平等對話的關鍵時期，應該通過競爭與合作的文化磨合，使東亞成為世界文化場域中的重要一極。



張：您除了學術研究，在翻譯方面也頗有樹，尤其在中國文學的韓譯方面，您曾將巴金和茅盾的中國文學經典作品譯介至韓國。請您談一談翻譯中國文學過程中的感悟和體會。
樸：我從1986年開始翻譯中國文學作品，除了巴金和茅盾、郁達夫等人的中國文學經典作品，我還翻譯了莫言、鐵凝等的作品。《中國現代小說選—萬事亨通》中就有我翻譯的莫言、鐵凝等人的作品。還有翻譯了高行健、劉再復、余華、蘇童、張煒等個別的散文或者短篇小說。關于中國詩歌的譯介，通過2016年和2017年的“東亞詩人大會”等活動，我們曾出版了三本韓中日東亞三國的詩集和紀念文集，其中收錄了眾多中國當代代表詩人的作品。2018年我負責編譯出版的《中國當代十二詩人代表詩選》向韓國讀者展現了北島、舒婷、多多、王家新、翟永明、于堅、歐陽江河、西川、梁秉鈞、余光中、陳黎、洛夫等十二位中國大陸和香港、臺灣等地詩人的代表詩歌作品，2019年還負責翻譯出版了著名詩人瀟瀟的詩集《憂傷的速度》與少年秀才詩人林江合的《我必須寬容》（與金英明合譯），同時對這些詩人們進行了詳細介紹。
除了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我還比較注重中國經典文學理論和當代學術研究成果的韓譯問題。如我曾翻譯了毛澤東、陳獨秀、瞿秋白和郭沫若等人的八篇講話或文章，后收錄于韓國出版的《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關于當代研究成果的譯介，我早在1982年就策劃并參加將日本學者丸山昇的魯迅研究作品翻譯為韓文，使韓國學界對日本的魯迅研究有了更為直接的了解。1995年我負責將陳思和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組織翻譯出版，1997年將嚴家炎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翻譯成韓文出版，使韓國適時了解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成果。后來我作為韓方主編和中方主編葛濤先生合作，出版了《中國魯迅研究名家精選集》韓文版，其中收錄了十位中國當代魯迅研究代表性學者的個人自選集，我也參與翻譯了王富仁的《中國需要魯迅》和孫郁的《魯迅與現代中國》兩部書。



張：韓國一向重視自身文學的海外譯介和傳播工作，通過官方背景的“韓國文學翻譯院”，向世界譯介了數量眾多的優秀作品。您曾經擔任過“韓國文學翻譯院”的理事兩任，能否談談這一機構的運作機制。
樸：1990 年代，韓國為推動本國文學在海外的譯介傳播，特別成立了韓國文學翻譯金庫，但各種原因導致這個機構并未發揮多大作用。直到2001年，韓國成立了韓國文學翻譯院，這個機構是韓國政府和民間力量相結合的產物，成為韓國文學世界化和國際化出版的重要推手。在培養翻譯人才、聯絡海外出版，進行海外宣傳和營銷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此外，翻譯院還設立和運營著韓國文學翻譯圖書館，通過網絡，向世界各國介紹韓國文學作品。出版的題材也不僅僅局限于文學，而是擴展到人文、歷史和文化類書籍。當前，韓國文學翻譯院正向著世界知名文學交流機構的目標邁進。

張：中國文學一直面臨著如何“走出去”的文化焦慮，無論是作家、出版界，還是學界、評論界，都對此進行了深入的闡釋和研究，請問您如何看待這一重要議題？
樸：作為漢學家，我個人認為目前中國正在通過各種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大力推進文學和學術的外譯問題。除了傳統的對優秀中華文化典籍翻譯事業的推進之外，還通過設立“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積極資助和推動中國學術成果的對外譯介，中國作家協會也實施“中國當代作品翻譯工程”，積極資助和推動中國當代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的對外翻譯出版，明顯有效果。此外，還有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等獎項，旨在鼓勵和表彰為中國圖書翻譯出版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的外國翻譯家、作家和出版機構。這些舉措一方面有效激勵和刺激了海外漢學家們的中國文學譯介活動，另一方面也迅速提升了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客觀地說，中國文學固然有“走出去”的意愿和推進舉措，同時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在初步實現“走出去”的同時，是否真正走進了外國讀者的心中，則是需要冷靜思考的事情。我的觀點是，應該結合中國文學接受目的區域的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譯介文本和角度，實現傳承和移植的融合共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被外國讀者所接受。之前中國文學外譯具有偶然性的特點，主要是譯者憑借自身的喜好選取譯介文本，譯介一些契合當地閱讀需求的作品，出版機構也汲汲于盈利問題。而當下中國已經變“被動”為“主動”，通過各種激勵機制和具體舉措，中國文學外譯逐漸實現了由零散到集中的轉變，正向規?；拖到y化的道路邁進。雖然也有一些作品并未完全滿足海外讀者的閱讀期待，但由于中國文學作品譯介基數不斷增大，被外國讀者閱讀接受的幾率也大幅提升。因此，整體來看，中國文學在走向世界的同時，也正在推進著不同民族文化的和諧相處和共生共進。

張：您說的非常好，當下的中國文學正在以翻譯為手段，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精神相通的基礎上，推動著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機融合，但如何在“走出去”的同時，真正實現“走進去”，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議題。對此，您認為中國可以從哪些方面借鑒韓國文學的世界化舉措？
樸：我認為首先應該加強交流，在中國作家協會從2010年開始隔一年舉辦（新冠疫情期間中斷）的“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我曾經多次與中國的作家和評論家進行過深度交流。我曾向他們介紹韓國文學世界化的經驗和教訓。但就世界影響力來說，中國和中文的影響力當然比起韓國和韓文來就大得多了。雖然韓國對本國文學的世界化進程關注較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中國也正通過集中發力，大力推進文學“走出去”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
但外國讀者在閱讀接受中國文學作品時，往往側重于具體文學作品的歷史文化價值，也就是通過作品，了解中國社會的現狀和中國人的內心世界。而不是從文學藝術層面著眼。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思考。至于中國可以從哪些方面借鑒韓國文學的世界化進程，我認為韓國文學翻譯院是一個重要的參考點，比如，文學翻譯院的規劃設置、運行模式和運作經驗等都是中國可以參考和借鑒的。

張：除了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中國學術也在積極加強與世界的對話，也在謀求更多的國際學術話語權。而有學者認為海外漢學家通過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對當代中國學術的影響遠遠大于對創作的影響。您認為漢學家在中國學術參與世界對話，謀求更多話語權方面，可以發揮哪些作用？
樸：有些海外漢學家只是停留在學術研究的層面，一方面是有科研壓力，另一方面單純靠翻譯的收入較難維持生活。不過，有力量的海外漢學家確實對中國文學學術的影響較大，比如哈佛大學的李歐梵教授、王德威教授，包括以前的夏志清教授，雖然與中國學界的觀點有所不同，但對中國學術影響則不容小覷。我也跟他們三位交流過，學習得不少。此外，雖然他們不是漢學家，但其理論著作經由漢學家被譯成中文，也對中國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比如，薩義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東方主義”，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oivak）的“后殖民主義”以及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的“文明的沖突”等，這些西方理論被中國學者所接受，實現了中國與西方學術層面的對話和交流，而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語言中轉媒介正是漢學家們。
此外，最近我發現聶珍釗教授創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及其實踐，在提升中國國際學術話語權方面貢獻巨大。他曾大聲呼吁：“要回歸中國文學現實，在新時代創建我們自己的文學批評理論和學術話語?！雹菸膶W倫理學的理論內核中含有中國傳統道德的批評因子。作為漢學家，應該積極參與其中，通過加入國際文學倫理學批評研究會等國際學術組織，參與國際學術發表。在打破文學理論的西方中心格局，助力中國學術的海外傳播，增強中華學術的國際影響力方面，發揮重要的融通和協調作用。



張：海外漢學一直是重要的學術研究領域，它不僅為中國文學、翻譯學和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延拓了中華文化的內含和外延。關于海外漢學研究與中國文學“走出去”以及中國學術世界化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您有何高見？
樸：就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論和問題意識而言，海外漢學家與中國國內學者可能存在某些差異。但是，他們可以在相互交流中互通有無進而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對于海外漢學家來說，可以通過與中國學者的互動來獲取研究資料。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則可以在與漢學家的交流中獲知新的研究熱點和研究視域。
另外，海外漢學研究對中國文學世界化的貢獻和助力作用，還可以具體體現在中國文學譯介對象的甄擇方面。因為漢學家們的譯介歸趣點和研究興奮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何種作品被最終譯介和接受。同時，他們也能夠運用自身的中文素養和學術話語權，在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接受中充分發揮作為中國專家的作用。通過翻譯實踐和研究批評的交融互進，使譯作深入外國讀者的內心和研究者的視野，在有效拓展譯作接受深度和廣度的基礎上，最終實現提升譯作海外影響力的目的，進而更好地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圖片

（張乃禹：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樸宰雨：韓國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