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現代意識構建起史詩帝國

——張況史詩印象

野松

     摘要：詩人張況近些年來專注于宏大史詩寫作。張況運用現代思維、現代思想觀念也即是現代意識去解說歷史、評判歷史。張況的史詩寫作氣象萬千，最大的特色就是引入現代概念和現代觀念，去詩意地唱出自己對歷史的新解——也即是自己的歷史情感體驗。張況的史詩創作，已然成為他融入歷史融入時代，具有強烈使命意識與擔當意識的藝術自覺。如今，他所創作的全民族全景色的《中華史詩》，已經有效地填補了漢民族恢弘史詩創作的空白，他已用他的21卷長詩成功地構建了屬于他也屬于我們新時代文學的“史詩帝國”。張況應是中國逾百年新詩史中史詩寫作第一人！

     關鍵詞：現代意識  中華文化  張況  史詩  帝國

     詩人張況近些年來專注于宏大史詩寫作。我曾在一篇評論《好詩在〈射門〉》中簡要地評述過他的詩歌，認為近年來在《射門》詩刊發表作品的詩人當中，寫得最大氣磅礴、豪邁奔放的當數堅持中國當代新古典主義歷史文化詩歌寫作的張況了。去年7月，我受張況之邀前往佛山參加一項文學活動，活動結束后，他贈我三部詩集：《三國史詩》《大晉帝國史詩》《大唐帝國史詩》。前段時間，我認真閱讀后的第一感覺就是：張況應是中國逾百年新詩史中的史詩寫作第一人！

     在中國史詩學界，一般都認為，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史詩甚少，只有少數民族的幾部以口頭傳唱的史詩，而漢族人所著的長篇史詩可謂鳳毛麟角。從我個人有限的閱讀范圍中判斷，我認為中國自古以來，漢族人可能囿于藝術思維方式、語言表達方式、文字篇章書寫困難等原因，寫的長篇史詩不多，而少數民族能真正流傳下來的畢竟也只有屈指可數的三部：《江格爾》（蒙古族史詩）《瑪納斯》（柯爾克孜族史詩）和《格薩爾》（藏族史詩），但這三部史詩均為口傳史詩，以前都是以口誦方式流傳下來，而非以文字方式流傳下來，也只是到了現當代才開始被有關學界重視，才以文字形式去進行整理（有的已經整理完畢，有的仍在整理之中）。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老一輩詩人當然也寫過一些長篇敘事詩，如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贊歌》《嚴厲的愛》《將軍三部曲》《團泊洼的秋天》，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生活的歌》《楊高傳》，張永枚的《西沙之戰》等，這些作品雖都有著明顯的時代印記，有著一定的現實性和社會性，但在我看來并不算得是真正意義上的時空跨度較大的宏大史詩。

時代勃興，必然帶來文化的勃興、文學的勃興。進入新時期，中國詩壇興起了長詩創作的熱潮，一些有才華有抱負的詩人紛紛寫作反映我們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的史實性較強的長詩。一批華語詩人如葉延濱、北島、海子、顧城、歐陽江河、吉狄馬加、洛夫、莫言、梁平、李松濤、楊煉、海男、黃亞洲、車延高、張煒、邱華棟、丘樹宏、陸健、臧棣、劉仲、程維、洪燭、李發模、李少君、李自國、李孟倫、田原、曹宇翔、陳人杰、陳陟云、胡丘陵、胡紅拴、冰峰、馮晏、周瑟瑟、愛松、峭巖、楊廷成、雁西、周占林、趙曉夢、趙克紅、葉玉琳、高旭旺、盧衛平、盧文麗、閻志、瀟瀟、羅鹿鳴、龔學敏、呂德安、安琪、大解、鄭小瓊、老刀、柏明文、商澤軍、羅云、龔璇、梅爾、繆克構、汪渺、北塔、顧偕、散皮、王學芯、王童、王桂林、王長征、王業勤、寶蘭、馬啟代、馬慧聰、馬麗、馬曉康、馬文秀、十品、冰虹、冬簫、花語、韓慶成、邵悅、方舟、包悅、高世現、郭杰廣、李橋航、張春華、張栓固、張玉太、張竹林、張元、趙瓊等均有長詩作品問世，其中一些詩人還獲得過魯迅文學獎、五個一工程、中國長詩獎等。如四川詩人劉仲四十年磨一劍，已經出版過三次（每出版一次均作出修改、補充和完善），長達10萬行的《在河之洲》，但這只是一部以川中某一家族的發展史來再現近當代中國百年社會發展史，具有小說性質，地域性極強，時間跨度只有一百多年的史詩。福建詩人羅唐生持續創作了十多年，我為之作序的即將出版的《閩江閩海》，也僅是一部融地理文化、歷史文化和現實文化于一爐的區域性文化史詩。而張況歷18年時間之長，寫作了《中華史詩》21卷，10余萬行200萬字，時間跨度巨大，上溯遠古神話時代，下至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大清帝國，幾乎全部涉及到中國的各個歷史朝代，中華幾千年文明史均在他詠唱的史詩中，史實性文化性思想性甚強，除了我已經閱讀了的《三國史詩》《大晉帝國史詩》《大唐帝國史詩》之外，之前還出版了“史詩三部曲”《大秦帝國史詩》《大漢帝國史詩》《大隋帝國史詩》（其中《大漢帝國史詩》分西漢東漢兩卷，《大晉帝國史詩》分西晉東晉兩卷），其它的10多卷也將陸續出版，這必然會引起中國文化界尤其是詩歌界更多人的關注和研究。因而，我認為，在當代中國詩壇，能以一己之力接連創作了21卷體例龐雜、頗具藝術成就的長篇史詩，應是絕無僅有的。故而，我敢說，張況應是中國逾百年新詩史中史詩寫作第一人！

通讀張況的這三部史詩《三國史詩》《大晉帝國史詩》《大唐帝國史詩》，窺一斑而知全豹，我覺得，張況是用現代意識來解讀歷史和評判歷史，以說唱的方式來抒寫歷史，也就是說是用現代意識來大氣地詩意地說唱歷史。

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詩人運用現代思維、現代思想觀念也即是現代意識去解說歷史、評判歷史，可以說，張況的史詩寫作氣象萬千，最大的特色就是引入現代概念和現代觀念，去詩意地唱出自己對歷史的新解——也即是自己的歷史情感體驗,如：“歷史慣于在人類的殺戮之后/沉默地潛夭亡后的帝國收尸/時間是一位專事棺槨生產的慈善家/它樂于在歷史的剛需時刻伸出援手/樂于替每一個無人哭喪的寒磣的葬禮/免費提供一個拒絕懺悔的寬敞的停尸間”；“歷史慣于享受片刻的晴朗/而又樂于接受恒久的陰郁/時間真像一臺永動器啊/民心只是其中的一個坎/誰敢在史識中一路撒橫/誰就將遭到活埋的命運”（《大唐帝國史詩》）歷史就是死去的時間，就是已發生一切也已消亡一切的時間，而時間是歷史的永動器，是孕育歷史的溫床，是歷史向前發展的無形推手。詩人在他的史詩中將他對歷史的深刻認識有效地形象化，而這種形象化的歷史解說又有效地提升了他史詩的力度、高度、深度和廣度。

     張況的史詩寫作,善于將現代理念融入到古代歷史之中，特別是善于將當代的一些政治概念運用到史詩寫作之中：“一個進入快車道的新帝國/在君臣以人為本的共識中/很快獲得了前進的原動力”；善于將新時期的一些治國理政觀念融入到古人的心理描寫之中，更顯得融古通今，有效地增強史詩的可讀性和親切感，如：“民間的力量一旦聚集起來/就具有摧枯拉朽的正能量/可以將一切腐朽勢力掀翻/在野的暗流一且通動起來/就具有勢不可擋的洶涌范/必須高度重視百姓的訴求/及時紓解民間赤貧的困苦/必須高度關注社稷的疫情/及時舒緩江山帶血的輿情/必須從具體的利益攸關點/切入民間最為迫切的呼聲/為百姓施舍一點實在好處/必須從真實的社情輿情中/切入民意最樸實的話語權/讓百姓得到一點具體實惠/唯有將這些表面功夫做好/才能準確把好江山的脈搏/為大唐剛穩定下來的陣腳/增添一點穩步前行的活力/唯有熟悉這深層次的內涵/才能達到知己知彼的境界/為剛上了軌道的帝國熱身”（《大唐帝國史詩·第十一章 貞觀交響曲》）。

      張況有十分開闊的對中國歷史評判的現代性視野，這自然會讓他的史詩寫作站點甚高。因此，張況的史詩寫作意圖非常明顯，他大一統的家國情懷十分自然地展露和袒呈于他每一卷史詩的宏大結構和精妙構思之中。他的《三國史詩》，就始終以實現中國版圖完整統一為皈依作為歷史陳說主線和情感表達主線，因而，他在寫作中就比較注意不去刻意為三國三足鼎立的長久性、開裂性作詩意的說唱，而是盡力將三國之君主的互相爭斗最終想實現中華統一作為表現主題，讓“分久必合”的傳統家國理念在詩中得以落實，而不是讓“是非成敗轉頭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在詩中漫延。因而，可以說，張況的史詩寫作，是將現實主義的抒寫主調貫穿于浪漫主義的吟唱之中。

     中國文人，尤其是有辯證唯物主義史觀的學者，對歷史的演變進程，均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與表述，而作為具有開放意識、廣涉中西文化的當代優秀詩人，則對朝代變遷、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文化的評判，更有其深刻與獨到的洞察。詩人張況喜歡讓自己銳利的目光穿透迷云惑霧，對歷史進行審視和批判：“無數個彪悍悲愴的事實/正努力挺直它們的腰桿/它們提劍汗馬/一起撐破了壓抑的天空/它們用無比激烈的吶喊/再次響遏行云地告訴人們/沒有教養的亂世/注定要卵生一批/毫無秩序意識的英雄和狗熊”（《三國史詩·第六章 暴雨給飲鴆止渴的末日帶去兇猛的潤澤》）。可能與詩人曾任過媒體記者多年有關，張況的史詩還帶有雜文、政論的性質，常于說唱中對歷史真相進行揭示：“肥胖殘暴的董卓之亂/乃是一場主角模糊的滑稽劇”（（《三國史詩·第五章 一大堆各懷鬼胎的姓氏）。只有對歷史研究得十分透徹，才會有如此深刻的詩性感悟：“善于變換角色的歷史劇/總在上演無情的換角戲/無論你愿意還是不愿意/它總在不經意間揮揮手/讓它認為更合適的角色/上場去換下原來的蹩腳/企望以更好的舞臺形象/助力時間不推自轉的磨/給蕓蕓眾生留下好印象”（《大晉帝國史詩·第十二章 歷史慣于上演換角大戲》）。正所謂每一個封建王朝或每一個只代表某一個階級或集團利益的朝代，都是“興也是百姓苦，亡也是百姓苦”：“歷史再次以其難以置信的經驗/告誡風雨飄搖中受苦受難的黎民和草芥/當野心以各種方式爬上歷史的峰巔之時/那些在主題之外無條件接受疼痛事實的/依舊是民間上無片瓦遮陰下無寸土容身/手無寸鐵抓握通身傷痕累累的可憐百姓”。從對歷史的尖銳、鋒利的批判中，我們可以見到詩人的膽識和思想的鋒芒：“而朝廷的血盤大口/還在逐日變闊變大/三合一的盛大局面/既是游戲的結束/也是荒唐的開端/它們聯袂的罪惡/更是腐朽的訃告”（《《大晉帝國史詩·第二十三章 功利的幸福感豢養出病態社會的戾氣》）。

      張況創作的為大中華立傳的史詩大氣磅礴，氣勢恢宏。著名詩人葉延濱在為張況的《中華史詩》所作的代序《詩壇又聽大風歌》中，對張況創作的史詩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張況的詩，自新古典主義以來，其筆下的宏大氣勢，萬千氣象，縱橫恣肆，心馳神往，很難找到與之相似的詩風?！吨腥A史詩》以歷史為經緯，編織出一幅幅氣象不凡、風起云涌的奇絕畫卷。同時，又是一部中華文明的大百科全書式的奇書。”這個評價是十分準確的。張況的史詩結構宏大，篇幅甚巨，10萬行，200多萬字，且格局遼闊高遠。長篇巨制史詩，在我國，自古至今，甚為鮮見，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張況如此消耗腦力體力，歷時18年之久的宏偉史詩寫作，真可謂前無古人（當然希望有后來者），極具先鋒性和開拓性，特別是在十分功利、浮躁的當下，能寫作10萬多行的長篇巨制史詩，如無靜氣、大氣存于心，如無大智慧與大情感共生共促，如無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則甚難極難。

張況的史詩寫作喜歡大量使用形容詞、大詞、虛詞，而且十分恰當與貼切，如：“織席販履的劉備/加上殺豬賣肉的屠戶張飛/再加上亡命江湖的殺人犯關羽/就鑄成了固若金湯的涿州鐵三角/這三條面朝命運背對江湖的漢子/為了遙不可及的共同理想/在羅貫中和陳壽不同版本的三國里/聚首一跪/三條絕配的拜把子真理/就成了生死相隨的兄弟”（《三國史詩·第九章 兩位英雄與三條絕配的拜把子真理》）；“曹丞相高踞于青云之上的雄主氣質/以詩歌的名義涌動遺世獨立的激情”（《三國史詩·第二十二章 建安文脈遺世獨立的氣質》）；“酒過三巡之后/曹操的詩人脾氣/夾著酒氣就來了/他踏著鏗鏘的音樂節奏/耍起了雄壯有力的醉槊/那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深沉感慨/從他吞吐六合的口中雄渾地噴出/每一個似醉非醉的漢字/都結實硬朗得擲地有聲/將這位蓋世英雄鮮為人知的心跡/和盤托出”（《三國史詩·第十五章 赤壁：一張被羞得通紅的臉》）。我覺得，如果沒有大格局、大胸襟、大境界，詩人是很難準確恰當地運用形容詞、大詞和虛詞來抒寫自己的胸中塊壘和豪邁情懷的?？偸钦驹谡闻c時代高度的偉人毛澤東創作詩詞就喜歡使用形容詞、大詞和虛詞，所創作的大多數詩詞都是氣度恢宏的經典之作。由此可見，當今一些詩人反對在詩歌寫作中使用形容詞、大詞和虛詞，雖可給詩句帶來一定的張力，有利于拓寬詩意的空間，頗有道理，但是也不可一概而論，一概否定和排斥形容詞、大詞和虛詞在詩歌創作中的運用，而要看作品所表現的主題和所體現的風格。

     如何把歷史無邊無際的詩意表現出來？這就需要詩人通過精心的設計與構思，巧妙的戰略布局，抓取歷史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凸出歷史重要情節與重要環節，讓已如流水般逝去的歷史，重新以一種新的形態表現出來，而這種新的形態，就是張況獨具個人風格的史詩。張況擅于在宏大的敘事中，對歷史人物的人格作全方位的透視，這體現于他對歷史人物心理、性格、性情與為人做事的精準分析與細膩描寫等方面。在史詩寫作中，詩人總是不自覺地將目光透過歷史的迷霧，精準地捕捉到歷史人物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將歷史人物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與歷史事件緊密相連（因為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往往會決定了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作為握有一定權力的重要人物，也會相應地影響歷史的發展進程），而作極力的詩意鋪陳與渲染，如在《大晉帝國史詩·第十三章 人算與天算像大海一樣難以蠡測》中，就通過對姜維在假投降后的一番痛苦無奈的心理描寫來詩意地分析蜀漢最終失敗的原因，也實即通過對歷史人物如諸葛丞相等的批評批判來反思歷史發展趨勢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詩人張況有豐富的人生歷練，見識廣闊，知識淵博，對世事洞察入微，對人情熟稔圓融，所以，他的史詩寫作在深入研透歷史的基礎上得心應手，能在他的史詩曠野上縱橫馳騁，表演各色人等，特別是角色的切入與轉換，毫無羈絆，十分瀟灑，這是因為張況在寫作中全身心的投入，已完全融入或穿越回歷史的情景劇中，所以在寫作中總會不自覺地讓自己成為抒寫的主角，成功地代歷史人物發出聲音或表明心跡，就有效地拉近了史詩與讀者的距離：“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我會想辦法搞定那個使者/用銀子堵住他貪婪的嘴巴/我要讓他揣著明白裝糊涂/主動替我李淵去圓場護短/然后我就故意縱情于聲色/裝瘋賣傻來個扮豬吃老虎/瞅準一個絕佳的天賜良機/腳底抹油/及時溜號”（《大唐帝國史詩·第二章 暖風吹綠了墓碑上的年輪》）。

      張況創作的史詩，有別于西方神話色彩極濃的史詩，因為張況所創作的每一卷史詩均以歷史脈絡為寫作依據，為主題延伸的主線，以人物心理活動、文化產生過程或背景為寫作依托，是真正帶有歷史性質，可信度較高的史詩，然而，它又有西方史詩的比較成體系、也帶有一定情節的特征。張況的每一卷長篇史詩，都有著十分鮮明的歷史印記，但是，它們卻不是編年史式的實錄，也不盡是具體歷史事件的簡單再現，而是詩人在通讀歷史（如他對我所說的通讀《二十四史》）之后，再在每寫一個朝代之前，必先對這個朝代進行深入透徹的研究，然后再進行詩性創作和詩性演繹，力求做到一氣呵成。因而，張況所創作的每一卷史詩，都對所抒寫朝代的歷史變遷過程作出個性鮮明的詩性概括，對該朝代（一定歷史時代）的演變進程、人們生活的全景式或重要景式作詩性的反映和表現，均蘊寓著豐富的民族文化內涵，這也體現了張況對歷史和現實的理解及其表現特點。特別是對時代變遷前的形勢交待得很清楚，如在《三國史詩》，詩人就清晰地將漢末三國前的形勢，尤其是將群豪爭霸割據的態勢，以十分形象的比喻抒寫出來：“冀州青州并州像三塊肥肉∕叼在袁紹的嘴里∕兗州豫州如同兩塊燒餅∕裝在曹操的囊中∕涼州像一只酒杯∕在韓遂馬騰的手中發料∕公孫瓚公孫度口中∕分別嚼著如花似玉的遼東和幽州∕劉表劉璋的手上∕分別捏著年老色衰的荊州益州∕陶謙劉備呂布的喉管里∕哽咽著香氣誘人的徐州張魯好色∕正扶著江中的小腰意欲∕一親芳澤∕江東是一根英氣物發的龍頭拐杖啊∕孫策拄著它∕做指日可待的皇帝夢”（《三國史詩·第六章 暴雨給飲鴆止渴的末日帶去兇猛的潤澤》）。

詩歌的本質是抒情，而抒情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張況創作的史詩始終能堅持詩歌的抒情本質，以一種詩意的說唱為最主要的表現方式。所謂“詩意的說唱”，是指其所創作的詩歌十分注意藝術性，用形象化、感性化的詩性語言去作解說，去作抒情的吟唱，特別是他格言式的抒情、唱誦式的抒情，在當今崇尚枯澀、冷硬詩寫風格的詩壇，尤顯珍貴。他格言式的抒情，更多地應用于對歷史真相、歷史規律甚或現實生活的揭示，如：“哪些靠想象完成夢想的人∕最終被歷史一一拒之門外”（《三國史詩·第十章 那些搭臺唱戲的狠角色》）。要想成就一翻大業，必須將理想付諸于行動，進行一番艱苦的奮斗，甚至付出生命代價。“你死我活的官場斗爭∕從來都如此殘酷無情∕追權逐利的官場廝殺∕從來就不乏精彩片段∕自古官場的生存法則∕就是識時務者為俊杰∕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誰強硬誰就會走大運∕誰手軟誰就得倒血霉∕根本沒任何人情可講∕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只有一種深刻的解讀”（《大晉帝國史詩·第九章 佯病的鼻息摧折一個畸形王朝》）這種將通俗的人間哲理融入到現代味兒頗濃的揭示抒情之中，無疑可以有效地減輕史詩的沉重感和壓抑感。他唱誦式的抒情，更多地應用于對歷史人物之間的較量和故事情節的演繹，如：“在曹操雪亮的眼中∕誰是英雄誰是狗熊∕他早已心中有數∕為了進一步論證自己的看法∕他命人從樹上摘下一把青梅∕煮了一壺江湖味道極濃的酒∕邀劉備過來細酌慢談”（《三國史詩·第九章 兩位英雄與三條絕配的拜把子真理》）。這兩種抒情方式和風格，無疑也讓他的史詩降低了閱讀的難度，更容易抵達讀者的心靈，也必然會讓他的史詩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可，獲得時間的認可。

     詩寫性情。詩的風格往往與詩人的性情性格緊密相連。張況為人風趣幽默詼諧，表現于詩亦如是。在他的史詩寫作中，能隨物賦形，隨人賦象，妙語連珠，常以最為現實最為當下的概念與語言甚至是俗言哩語切入歷史的肌理，或調侃，或譏諷，或戲謔，而讓史詩更顯時代氣息，讓詩中人物生動傳神，從而有效增強了史詩的可讀性，諸如：“與兩朝天子共枕的特殊材料∕沒有兩下子她能玩得下去嗎∕她的陰道一定柔滑得像絲綢∕敢干掉親生女兒的霹靂辣媽∕沒有幾招撒手锏能鎮得住嗎∕她的雙手一定嗜好別人的血∕敢弄死太子李忠的當朝蛇蝎∕沒點兒斤兩能壓得住朝野嗎∕她的心腸一定硬得像塊鐵石∕遇神殺神遇佛砍佛的鐵娘子∕沒有過硬的本事撐得下去嗎∕她的乳房一定是兩座衣冠冢∕王皇后當初真是打錯算盤了∕居然想用武媚來對付蕭淑妃∕這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嗎∕武媚娘是誰你是否真的弄清楚了呀∕一個陰風般乘隙而入的機會主義者∕一個從小就遭受過重壓的草本植物∕一個落了發還被允許再長發的美眉∕一個折了翅還能夠負重高飛的玄鳥”（《大唐帝國史詩·第十五章 替大唐做變性手術的武姓小女子》）；“既然已從父皇手里接過了江山∕就等于得到了帝國的程序認可∕就該開始學著如何抓綱治國了∕既已從父皇手中接過了指揮棒∕就等于當上了帝國首席指揮官∕就該奏響貞觀年號的交響曲了∕不能總在過去的氛圍中出不來”；“帝國的發展需要強有力的手腕∕抓緊切入主題找準方向前進吧∕帝國的前途需要零偏差的引領”（《大唐帝國史詩·第十章 為血緣的斷頭劫正名》）等等。這些使用當下意識、當下元素寫就的詩句，總會讓人覺得十分有趣，而全無硬梆梆的感覺，在閱讀時會忍俊不禁發出笑聲來。就連每一卷史詩里面的每一章詩題，也都充滿解構、消解、闡釋和揭示的味道，諸如“理性的禪讓其實是默然的退讓”、“政策紅利為看漲的帝國行情反復加分”、“搶來的江山注定是失眠的金甌”、“復活的神醫治好了歷史的偏頭痛”等等，無不體現出詩人的史識智慧和駕馭文字的瀟灑風流。

      張況的史詩，是宏大敘事與濃烈抒情的有機統一體，但我覺得他的史詩里更多的是對歷史的某一事件、某一權力爭斗作詩意的交待或闡釋。也可以說張況是以史家意識來對歷史事件、歷史文化作詩意的闡釋。但他并不是簡單直接的解讀和闡釋，而是運用各種修辭方式，尤其是喜歡運用比喻與擬人手法，以生動形象的意象去言情述懷，去表現自己的歷史情感體驗，如：“而此時上了閻王生死簿的東漢∕已經是一株行將倒斃的大樹了”（《三國史詩》）、“歷史張目，時間就此滿眼春光” （《三國史詩》）。擬人的表現手法屢試不爽：“冷風拂過三江口烏棗般的五官”。張況還十分喜歡用排比句來抒情，給人一種節奏和諧、感情洋溢、氣勢強勁之感，如：“失去掌控后的權力∕撐破了私欲的狗膽∕撐斷了跋扈的權柄∕撐死了貪婪的肚腹”（《大晉帝國史詩·第十章 復姓天梯直通單眼皮權力的巔峰》）。

        歷史是孕育文化的溫床，張況對中華歷史的抒寫，其實也就是對中華文化的抒寫。由此可以說，張況是盡可能地以他帶有現代意識的文化闡釋來“還原”中華幾千年的歷史演變和社會生活情景，故其史詩寫作其實也是文化詩學的重要體現。張況所創作的每一卷史詩，都化了不少筆墨與篇幅去抒寫那個朝代的文化。如在《三國史詩》中，張況就對名醫華佗的醫學巨著《青囊經》的失去表現出極大的心痛：“華佗留在《青囊經》里的一卷絕活∕因為憨厚膽小的獄吏不敢接受饋贈∕而被華佗已經完全陷入絕境的脾氣∕投進一介愚昧無知的火爐中∕也燒成了多難的中國醫學史上∕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巨大遺憾”，并專門以一篇詩章《建安文脈遣世獨立的氣質》來多維度多方位抒寫三國時期所出現的杰出文化名家，諸如“三曹氣派/彰顯文膽風骨”，極具文采風流的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引領文人集團的建安七子；文武全才的書法家鐘瑤；用生命演奏《廣陵散》的稽康；心比天高，以玄學名世，以酒躲避功名的阮籍，均作了詩意的闡釋和說唱。是的，歷史除了烽煙戰火與刀光劍影之外，還有文化花朵散發出的芳馨。在《大唐帝國史詩》中，同樣以一整篇章、近900行的《第十七章 記住那些文化英烈的芳名》，來對唐朝的文化進行如數家珍般逐一作詩意的陳說，尤其是對杰出文化名人如王維、張九齡、李白、白居易、韓愈、劉禹錫、陳子昂、劉長卿、張若虛、孟浩然、賈島、岑參、杜牧、李商隱、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等等的人生際遇、苦難命運與詩文成就等作了精準的詩性說唱，此外，還對唐代的佛教、道教、天文、地理、書法等各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名家作了詩意的交待。對各朝代書法文化的熟悉，也佐證了詩人張況本身就是一位有較高素養的書法家。張況對各朝代的文化抒寫，進一步讓人感悟到歷史似煙云，人事如逝水，唯優秀文化可留存千古。

      史詩是一種既古老又在不斷創新的文學樣式，是認識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百科全書。一部史詩，尤其是一部宏大的中華民族史詩，對于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傳承與發展必將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中華民族歷史情結與現代意識已然共同構成了詩人張況深層的精神結構和史識體系。張況寫作中華史詩，其意愿就是想讓已經湮滅的歷史、逝去的人物，重新以詩歌說唱的形式，亦即通過心靈化、情感化與智慧化的文字，存在于紙上，存在于當代人們的閱讀視野之中，重新回到人們的心靈現實，以達至以史鑒今，給人們更多智慧啟示的功效。這種詩歌寫作上的英雄膽識和英雄氣概，決定了他要在中華史詩寫作上開疆拓土。是的，張況的史詩創作，已然成為他融入歷史融入時代，具有強烈使命意識與擔當意識的藝術自覺。如今，他所創作的全民族全景色的《中華史詩》，已經有效地填補了漢民族恢弘史詩創作的空白，他已用他的21卷長詩成功地構建了屬于他也屬于我們新時代文學的“史詩帝國”。

2021.07.12初稿，2021.07.16定稿

     作者簡介：野松，詩人，詩歌評論家，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廣東省鶴山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珠西詩刊》主編。自1984年3月在羊城晚報發表處女詩作以來，已在海內外各種刊物、報紙和選本發表了大量詩歌作品與評論文章。曾出版詩《愛的弦音》《歌唱和自白》《大地行吟》《裸袒的靈魂》和詩歌評論集《神州詩意的燈輝》。曾獲第三條道路詩歌寫作新銳獎、“清白泉”杯第二屆清廉詩文大賽獎、詩人名典首屆中國第三極頂峰詩歌獎、2021·第四屆“十佳當代詩人”獎等。

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