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荒誕性】


詩人的任務是上帝賜予的，所以他要完成人世間的使命，就是寫一部類似圣約翰預言的書。而詩的語言應該是“混沌性”的，以此來契合事物的混沌性，讓詩中的“我”走到人性的末尾。詩人的作品，應該是揭示這種混沌性，并在自己的詩歌中審判人類，將詩歌作為法庭，審判人類的良知。

詩歌中就揭示了這種混沌性，以不同的視角闡釋著事物的存在與毀滅，以【羅生門】式的敘述方式，編織著一個沒有結局的結局，就好像在這個令人費解的世界里，所有我們前面已知的事實，到后面都會被徹底的顛覆，最終構成一串埃舍爾怪圈。這些圓圈之間存在著相互否定與肯定的多重關系，存在還是不存在？！在這里，一切都難以確定，在詩歌中人們所體驗到的正是這個世界的荒誕。而迷宮一樣的語言，則隱喻著世人的生命軌跡就是在“迷宮中自由穿行”。

在詩歌中，語言在存在與虛無的混亂中完成了一步步的哲學思考。按照存在主義來說，所謂時間、空間和因果性、規定性、個體性、結構性，都是人在與世界接觸時主動存在的產物，是人的存在狀態的反映。詩歌的語言，就是在不斷的轉換中，完成對存在與虛無的終極叩問，把關于形而上的哲學本體論的思考與重復性的混沌結合在一起。

“存在還是不存在？毀滅還是不毀滅？”這個本原性的問題隨著語言的進展無邊無際地漫延開來，所有的存在都立即為另一種存在所代替，存在僅僅意味著不存在。詩歌描繪的是存在與虛無混雜著的荒誕混沌世間，而又將這世界的荒誕，濃縮在了一個關于“性、夢幻與感覺”這些人類最神秘的領域里。

詩歌揭示了萬物的規律，即“一切都在毀滅，萬物皆流，無物常駐”的規律，這種規律實際就是無規律的體現。任何的形式都在變化，不可阻止的變化著，雖然最根本的東西不變，但是當事物變化時，早已從本質上變換，根本無法留下一絲過去的形式。在這個規律上，我們會發現自己的無能為力，所以這種規律注定是“悲傷”的。

一切都在毀滅，揭示了世界的荒誕性和不確定性。其實在我們每個人的潛意識里，我們都在質疑著這個世界的真實性，都在痛恨著這個世界的荒謬，只是我們沒有發覺。而當我們在詩歌中完全迷失了支配著自己的所謂“邏輯定式”時，迷失了時間與空間時，我們獲得的也許是對這世界最真實的感悟，雖荒誕但真實。

詩人的作品要揭露出這個真理，即存在是荒誕的。就像許多人的生活方式讓他們懷疑自己存在的價值和目的，強烈的時間流逝感，時間成為了一種毀滅力量，讓人感到一種“異類”感覺與他人的隔離感。比如在詩歌中，從一個事物又馬上講述另一個與之無關的事物，只是變動了一些細節，結果就變得迥然不同，以揭示事物的支離破碎性。在肯定了一個事物后馬上又自我否定，事件間互相傾覆否定，這揭示了事物的顛倒錯亂性。整體看來，這部詩歌鏡像式地隱喻了存在是荒誕的。

存在與虛無是一個長久的哲學問題，而這個哲學問題的源頭是人對于自己自身的否定以及對世界的否定，在否定自己以及世界的時候認識到自己以及世界的存在。而毀滅又把這種剛剛認識的存在摧毀，讓人們更感覺到事物的荒誕和不確定性，當人們試圖利用理性來認識一切的時候，這種荒誕感又使人覺得理性無能為力，而在理性之外又一無所有。事物的“毀滅性”讓人們感到一種窒息，這種窒息源于對這個世界的真實感，而毀滅指出了存在的極度不合理、不正常，甚至顛倒是非、混亂無序，令人不可思議，不能理喻。

當人們發現不僅一切是荒誕的，生活也是荒誕的。而生活的荒誕性是人們在生活中把生命浪費在一成不變的無用功上，而這些事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實現毫無意義，他們已化為機器式的存在物，已失去了人的本質屬性。在【傳道書】中，所羅門王也無奈的說道：“虛空的虛空，一切皆是虛空，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不可捕捉的風，一切皆是捕風捉影”。

甚至連我們所認同的時間和空間的概念也是不確定性的。根據伽利略變換，空間是獨立的，與在其中物體的運動無關，而時間是均勻流逝的，線性的。而人類對于時間的普遍理解則是通過時間與時間間隔，通過兩個或多個的時間事件的發生，從兩個時間點來感覺到時間的存在，這種感覺往往欺騙了人類對于時間真正概念的理解。而真正的時間概念讓人類感覺到所理解的時間的荒誕，由此引發對自身和存在的懷疑性。

“毀滅”不是虛無，而是對“存在”的否定，“毀滅”不在別處，它就包含在“存在”本身之內，并通過“存在”而顯露出來，它是一種釋放事物的本真存在的東西，是事物開始和毀滅的前兆。當人們意識到一切事物和事件的存在都只是變幻無常、擦肩而過的插曲，它們只是存在中的匆匆過客，而“我”也是萬物的一部分，也會隨著萬物的毀滅而毀滅時，不由得就會感覺到一切都是荒誕，都是不確定性的，由此就會懷疑起一切來，就會失去一切的力量。

而宗教雖然會給人以力量，但這種力量又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宗教也是荒誕的。在對一切的懷疑中，人們看到了萬物的生長和萬物毀滅，而這種毀滅是“悲傷的存在”，是令人痛苦、令人心碎的。毀滅等于輪回，類似佛教所說的“輪回”和“轉世”，而通過對世界的不確定性和荒誕性，我們可以看出，輪回不過是從一個荒誕到達下一個荒誕。在輪回的深處，形式和本質被通通打亂，所以輪回是很悲傷的，但又不可被阻止，所有的一切被一種不可知的力量操控著，這種神秘幽玄的力量就來自于上帝。

詩人的作品就是要讓人們認識到這神秘幽玄的力量，即認識上帝。當人們不再關注外界，而轉移到內心時，從“向外看”到“向內看”的時候，就會用自己的心來感應上帝的存在，來接近上帝。所以詩歌就是一座橋，建構著人與上帝的關系。這就是詩人的目的——讓人類認識自己，讓人類認識上帝。


【詩歌的神性】

在日常生活中，事物自身的本真純粹之內質往往處于遮蔽狀態，被主觀性和時間所模糊，只有當事物受到偶然性的刺激，才會認識到自身的本質。而如何將事物從死寂沉沉的常規和習俗的沉重中解脫出來，從無意義的關系狀態中提升出來，回歸到母真的原始紐帶之中，這是對詩人提出的一個重要任務。將事物從遮蔽中解脫出來，還事物本真，需要“神”的啟示與感應。經由“神”的啟示，感應到事物的最本真狀態，感應到事物、人、自然、宇宙、神，感應一切存在之物的內在本質，進入到更加純粹和完美的狀態。

當事物擺脫了遮蔽性狀態，便會獲得一種永恒的平靜，進入一個遼闊的王國。只有回歸到最初的狀態，回歸本真，才能感應到一切存在的最初狀態，才能認識神。正如【馬太福音】中，耶穌曾說：“你們若不變成小孩子的模樣，斷不能進天國”。如果我們不清除自身的弊礙性，也斷不能認識一切的存在。

當遮蔽被打開，事物獲得了永恒的平靜，在這樣的平靜中，一切運動都停息了下來，過去、現在和未來也成為了持久不變的一個時間。在平靜中，感應到時間的停頓，進行更接近本質的思考。一切成了輪廓，一切成了形式，而本質的東西才是我們所能看見的，空間和時間的停頓，預示著遮蔽已經被打開，本質已經蘇醒。所有被遮蔽的事物都已經消逝，都成為了假象，但這假象曾經又是何其真實，過去的雖然已經過去，但仍舊可以感應得到。

萬物被打開，萬物敞開，所有存在之物都恢復到“純粹之物”，已經不同于曾經的狀態，本質并沒有改變，只是遮蔽被打開，形式恢復到了最初的樣子，成為了永恒之物。它寧靜安詳，既與外物隔絕，又和外物有著一絲紐帶，它包含自身，豐盈著一切的存在。而這種豐盈的存在，是通過“毀滅”來達到的，這種“毀滅”更趨于哲學上的毀滅，而不是物理上的。本質永遠不會毀滅，它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也一直存在，所變換的毀滅的不過是它的形式，因為它要契合狀態，形式并不會干擾它。而在不斷變換形式中，卻往往忽略了本質，注重了形式的存在，卻不知本質的形式只是為了本質的存在而存在。所以，詩人應當透視形式，直接看到事物的本質，感應著存在和天命的召喚。

人類的自大，是認為自己將是此時此地的無限的存在者，屬于這個世界的主宰，從而分裂了與萬物的關系。而太多的宗教讓人類失去了最純粹的本真，只顧著在經文中尋找其存在的證據。宗教往往只是從此岸到達彼岸，而忽略了人的存在，無神論者又過于證明自己，刻意將神置于不可存在的謬誤。二者都割裂了自身與萬物的關聯，一昧的證明另一方的價值。

詩人的任務，則是將一切的存在揭示出來，并不去增加一物和減少一物。此岸的存在雖然并不存在于彼岸世界，但是彼岸世界的存在恰恰是此岸存在的反向性存在，在我們所置身的現實塵世之中，通過揭示現象的存在，我們可以認識到混沌和模糊性，混沌和模糊可以顯現出這個存在世界的不確定性和變動性。因而，人與萬物都處于一種矛盾中，在這種矛盾中又互相依存，中國道家的陰陽學也揭示了這種存在關系。

人是無法自我超越的，所有的自我超越其實都是對自己的回歸，回歸到最初存在的“本質”，即人的真理。對于外部的外觀世界的研究，遠遠比不上對內部世界的內觀。一物開則萬物開，事物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造物主造化世界時，用的都是同一個“點”，只不過是模子的不同罷了。詩人應該轉移對內心不可見的領域的思索，在內外相合的心物溝通，此岸與彼岸的溝通中，將超驗性的內質化為對經驗的純粹而絕對的內在性之中，使其化為內在感受性，即靈性的感受性。當進入靈性，不拘泥于障礙與極限的束縛，那么自身的肉身將不再是障礙和極限，在最為隱秘的內在意識深處，將會有一股甜蜜的創世味道。
詩人的任務是揭示事物的本質，傳遞神的啟示，所以詩人必將長久孤獨寂寞。詩人必須堅守孤獨，接受孤獨，帶領孤獨去認識存在的價值。但是詩人不可言之孤獨，孤獨是誕生于對世界的抽離和反抗之中。在詩歌文本中，完全可以將萬物狀態準確地表達出來。

宗教的上帝與上帝是不同的，宗教只是對上帝的詮釋，這種詮釋是多角度的，但又是片面的，出發點是人而不是上帝本身，所以上帝拒絕任何解釋，任何對上帝的解釋都是歪曲。而人們往往混淆上帝與神的本質，神是總稱，是所有的被造之“主宰”。神的主宰只限于所處的領域，歸根結底神也是被造物，而上帝才是最根本的存在，上帝也就是造物主。我們在感官中無法“體驗”到上帝的存在，只能通過非感官的精神感應，不過這種感應才是最能接近上帝的。所以宗教的上帝不是真正的上帝，只是被片面解釋的上帝，所有宗教對上帝的解釋都只是上帝的一部分而并不是上帝全有，也就是說宗教的上帝并不是上帝本身。

詩人應當在信仰上帝的時候擺脫上帝，在敬愛上帝的時候不屑上帝，對上帝的態度取決于詩人瞬時的狀態。在寫作的過程中，詩人要擺脫一切的題材，回歸到日常生活呈現的事物，用思想和美的信念描寫悲哀與愿望，用深幽寂靜的真誠感應周圍的事物、夢中的影響、回憶中的片段，一事一物皆能入文，但要保持著一顆真誠的心來體驗這一切。

詩要表達的對象是我們周圍的事物，是我們自己，除去表象還原事物本質。如同藝術家為了創造一件藝術品，不停的鑿開多余的外殼，讓里面的雕像顯現出來。在藝術家的眼里，那塊石膏本就是一座雕像，只不過被多余的東西掩蓋住了而已。當達成恰當的比例，達到平衡之后，最本真的面目自然就會出現。因而，詩的對象除了包括自己的感受，還應該有神的聲音，并超越一個年代的限制，使它走向永恒。詩還是哲學思考的好場所，詩體現了死亡和生命互為一體的真實性，探討著生與死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對神的思索也是其源頭之一。

詩人的語言應該有意無意的挑戰主體思維，反叛構筑各種概念的語言。詩的語言邏輯可以不局限于連貫性和有序性，可以展現跳躍性、片段性、反邏輯性和反思維性，并且在一定狀態下詩的語言可以反常識性，通過“沉默”的語言方式對傳統語言觀念進行突破。詩的語言可以不受語法限制，可以把所有的詞意打亂，忽略主體性概念，以表現人的“主體和非主體”。詩的語言要表現出荒誕，同時在荒誕概念下對主體語言鞭策，質疑人的主體性，質疑人生意義的存在。

詩人要關注自己的內心，而不是將注意力放在解釋自己的詩歌上。不要去過多的解釋自己的詩，詩人當永不解釋自己的詩，任何試圖對自己詩歌的解釋都是徒勞無益的，甚至可以說是對自己的詩的侮辱和褻瀆。詩需要感應即可，沉默不語才是解釋自己的詩的最好方式，偉大的詩人從來不去解釋自己的詩，沉默才是詩歌交流的方式。

任何試圖解釋自己詩歌的行為都是一種愚蠢的冒險行為，懷著解釋的意圖去靠近詩歌，將自己寫詩的感受做出說明，只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在詩人理性化的語言說明、闡釋之下，詩歌本身的魔力會變得支離破碎，不再完整，人們反而難以感受到詩歌本身所具有的那種神秘的魅力。孤獨是詩人必不可少的生存狀態，詩人當把孤獨奉若神明。任何詩歌和偉大的作品，都是源于無盡的孤獨，孤獨是每個詩人必須具備的一種狀態。正因為任何詩歌和偉大的思想都是孕育在孤獨之中，所以當這些偉大的作品在最初出現時，都是一個暴君。

從最外在的方面說，詩歌首先是語言上的轉換，從重新定義詞語的含義，到打亂一切固有的文本形式，而在詩歌中病句的運用也是合理的。時代已經擱淺了，在這個到處充滿病態和虛偽的社會文化中，詩人應該用更荒謬的文化來取代荒謬，就像黎明和日暮更替般的自然。詩人蟄居在社會的某一個角落，冷眼旁觀社會的同時，也在解剖著社會和每一個人。詩人要做的，就是把人們的面具揭下，讓人們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將社會的傷口展現給世人，在人們的驚叫聲中放聲大笑。真理本來就是讓人們感到難受的，不可正視的，但是這才是真理的作用，就如同一個病人必須喝下苦澀的湯藥，才能痊愈一般。


結語：

詩歌就是讓人類認識自己、認識上帝。詩歌浸透著經過轉換的傳統哲學母題，充滿了一種悲劇韻味，從萬物的毀滅中認識到自己，認識到上帝。與神對話，看見了自己的存在。



                                                                                                                                 —— 201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