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記》的當代意義并不在于在《長恨歌》的以城立人之外再添一部以屋立人的姊妹篇，而是通過陳書玉這個裸露于時代和歷史風雨中的凡人泥胎，去追問個體如何在時間的形塑中完成自我的精神考工記。

從描寫知青生活的《小鮑莊》到反思上一代的《叔叔的故事》，再到上世紀90年代廣為人知的長篇小說《長恨歌》，王安憶的寫作立場不斷調整，以普通生命悲欣交織成的堅實物質外殼見證城市史乃至當代史，成了王安憶小說越來越顯豁的特征。要說的是，80年代很少有人覺得王安憶屬于上海，只有在90年代《長恨歌》大紅大紫之后，王安憶、上海、海派文學和城市敘事才成了越來越自明的話語共同體。這不僅是理論闡釋的結果，更應視為王安憶強烈的寫作自覺。不然，你很難理解《長恨歌》之后為何還會有《天香》和《考工記》。

很多人覺得王安憶的上海敘事承續了張愛玲的余韻遺緒。王安憶與張愛玲確實都是書寫上海的代表性作家，她們都把文學的放大鏡照向了普通市民階層。張愛玲《傾城之戀》那個著名開篇寫道：“上海為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個小時，然而白公館里說：‘我們用的是老鐘。’他們的10點鐘是人家的11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假如有一個公共的上海時間，白公館的人則活在他們的白公館時間中。時間的落差是張愛玲小說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張愛玲是活在個人時間中的作家，她的洞見和成就是因為個人，局限和不受待見是因為個人，重新被捧到天上也是因為個人。某種意義上說，寫《長恨歌》的王安憶是最接近張愛玲的。不管天翻地覆山河巨變歷史滄桑，王琦瑤和她的老克臘就在公共時間之外倔強地經營著那抹上海舊韻。可是，王安憶與張愛玲終究不一樣，張愛玲是沒有歷史感的，她有的只是與生俱來的幻滅感和滄桑感。滄桑把她的刻薄拯救為洞察，把她的虛無升華為蒼涼，可是這掩蓋不了她不關心歷史這個事實。公共時間中的歷史敘事太夸飾，而真實的歷史又太變幻莫測，這大概是張愛玲會讓一座城的傾圮去成就一段愛的原因，因為存在的荒誕。

相比之下，王安憶也承認人是歷史滔天巨浪中的一葉扁舟，在大河拐大彎的大歷史面前，那么多的變幻和無常，個人可能頃刻從碧玉而成齏粉。可是“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張愛玲是以變觀之而生荒誕，王安憶卻是于無常之變的前提下提取其不變和恒常，這就是《長恨歌》孜孜不倦地勘探上海這座城市的里弄巷陌的原因。這種勘探的認真和莊嚴感簡直媲美于雨果對巴黎的挖掘。如果說時間是無常的，王安憶遵循的卻是把無常的時間化為城市的空間沉淀的寫作路徑。就此，王安憶為上海城市敘事增添了新的面向。

不過，我們關心的卻是，從《長恨歌》到《考工記》，王安憶又提供了什么新的元素甚至轉折。從滬上名媛王琦瑤到世家子弟陳書玉，他們都是被歷史席卷著向前奔去的凡人，都是熱熱鬧鬧的新時代之外的塵埃和草芥。他們不是超人，不是新人，甚至也不是絕望頹廢的多余人。可是，王安憶之所以一次次用長篇艱難地為這些無法參與歷史大潮的凡人造影立心，恐怕是因為在她的文學觀中，疏離于時代大舞臺之外的凡俗人心自有其曲折幽深和樸素尊嚴。無論是《長恨歌》還是《考工記》，作者的姿態顯然都是懷舊的。懷舊是一種感傷的美學，懷舊者首先是見證，看世家子弟的命運一徑向下，見證歷史滄桑中普通人在波濤中輾轉的人情隱忍和不能抵消的尊嚴。多年以后，陳書玉收到大虞夫妻從香港的來信，謝絕了他們邀請他去香港的美意，他終究是那個“只幫人，不讓人幫”的阿陳。可是一句“見字如面”卻讓他“不知怎么，眼淚下來了。他好久好久沒流過眼淚了，追溯起來，就是那一日，送冉太太母子四人上三輪車，自己走到提籃橋的紅墻底下，那一流淚，似乎流盡一生的眼淚，想不到，一口枯井，又蓄滿了！”這是世事滄桑的一個切片，也是不同命運軌跡重疊又分岔的注腳，它收藏了平凡生命中為數不多的刻骨銘心瞬間，道盡了人心在愛與矜持間的遲疑、自重、輾轉和滄桑。每個普通人的生命中都有這樣的抒情瞬間，王安憶那么喜歡寫疏離于大時代之外的普通人，既源于新文學的人道主義立場，也是一種審視大歷史的懷舊式審美。凡人不該被歸零，他們值得被記取。

可是，陳書玉與王琦瑤畢竟有大不同。不管時代如何在窗外呼嘯而過，王琦瑤頗有躲進小屋成一統的淡定。在小說之外，王安憶用成片的尋常里弄和一座城的風俗史為這個人物撐腰。換言之，王琦瑤的背后站著一座城，《長恨歌》的寫法可謂以人窺城，以城涉史。可是來到陳書玉，他背倚的一座城已經變成一座不斷破落下去的祖宅。而所謂“考工記”已經鑲嵌了修屋的主題。毛尖說被題目暗示，閱讀中一直關切著“怎么還不修房”，及至最后終于也沒修成房，“好像為了博覽會去的，結果看了個遺址。小說核心陳家祖宅，從最初讓大木匠驚艷不已的模樣到最后變成上海的‘鍋底’，竟然是一路破壞”。如此，《考工記》不同于《長恨歌》恰在于，王安憶已經不再通過立城或立屋來為人物立心。故而“考工”就變成了一種隱晦的反諷。這部“涉物觀史”（張怡微的說法）的小說恰恰也隱藏著對此的自我否定。或許，《考工記》的當代意義并不在于在《長恨歌》的以城立人之外再添一部以屋立人的姊妹篇，而是通過陳書玉這個裸露于時代和歷史風雨中的凡人泥胎，去追問個體如何在時間的形塑中完成自我的精神考工記。

（來源：文藝報 陳培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