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上海的街”與“北京的街”（2）
近年來我寫了一些和我的都市生活有關的詩，尤其是一首較長的詩 《這條街》 （見 《詩刊》2017年第1期），可以說把我的生活和內心較充分地寫了出來。這首詩寫五年多來我們為了孩子上學而在北京西邊租房生活的感受，很多詩人和讀者讀了說很受感動。不管怎么說，有了這首詩，我們沒有白白在“那條街”生活那么多年了。
該詩的敘述者仍是一個作為詩人的“我”。我們也只能立足于自身的存在來寫作，來處理個人與世界的關系。但是，正如人們所說：“存在，就是與他者共存”。這已是當代詩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首詩中，我也把“街上的一年四季”“蹲著的修車匠，飛竄的快遞員，站著發小廣告的”“我們家的小兔子”“天上的那顆讓我流淚的小星”等人與事物都包含了進來。當然，納入到這首詩中的，還有更多的經驗層面和元素：“曼德爾施塔姆的蝴蝶”、“借來的塵土”、“我童年的燕子”、“生活與偉大作品之間古老的敵意”及其“和解”、此世與“靈魂的邊界”，等等。
正如集中營的柵欄最后形成了策蘭詩中的“語言柵欄”，這條我們生活了五年多的“無名小街”，其實也是在我長年的寫作和人生修練中形成的，而我要用它來貫穿我們外在生活和內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巴赫金大概這樣說過：“自我是一個禮物，它從別人那里得來。”進入到語言寫作中的“這條街”，我們自己的生活和命運才得以發生和顯現。
當然不僅是“進”，還有“出”（王國維意義上的“進”與“出”）。多年來，我欣賞的是那些立足于自身存在而又對世界保持深切關注的詩人。我們也只有把“進”與“出”結合為一體，才有可能與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時代建立一種真正有效的 “對話性”。
都市中的現代人往往有一種“異鄉人”之感，但都市又是我們的立足之地，實際上在文明的進程中，它已替換了“大地”而成為我們生存的基礎。這就是我們要面對的 “現實”。單一的情緒書寫已不足以全盤道出我們在都市生活的復雜感受。因此，《這條街》也就有了某種 “復調”性質。它源自生活本身的多重色調，源自我們與世界的爭辯，源自我們生命中響起的多個聲音。相對于較為單純的鄉村或風景書寫，“都市文化語境中的詩性書寫”對一個詩人會提出更具難度、更具 “綜合性”的藝術要求。不管怎么說，我們得從真理、存在的多樣性甚至荒謬性中來把握自身的寫作。
最后，我引用《這條街》的最后一節（該詩共有十四節）：而“那條街”也就是“這條街”，正如/“這條街”也將變成“那條街”——/明年我們的孩子小學畢業，我們也將搬走，/但多少年后我會重訪這里，我們的孩子也會——/我童年的燕子也許會跟著他一起到來。
“那條街”，指詩前面提到的曼德爾施塔姆在流放地、或者說在他死后渴望回到的“那條街”，而它也就是“這條街”，或者說，在一種共同的命運中被“翻譯”成了“這條街”。我們住在上海的街上，或是住在北京的街上，但在很多意義上，作為一個詩人，我們仍住在“曼德爾施塔姆大街”上。“這條街”貫穿了生與死、進與出、自我與他者、個人與時代、晚年與早年，等等；它立足于當下，但它也在向記憶深處延伸，同時也指向了未來。詩歌的寫作，現在在我看來，也正是這樣一種藝術。